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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悬一线时见证伟大友情
1961年，潘多在成功登顶公格尔九别峰后，和张祥、陈荣昌、衡虎林结为一组开始下撤。当大雪过后他们走到7200米时，衡虎林不慎掉入冰雪裂缝，排在第二的潘多也跟着滑到裂缝边缘，后面的陈荣昌、张祥被牵引着只能用尽全身的力气拉住绳索，趴在冰雪坡上。为了避免衡虎林继续下落，三个人一动也不敢动，但又没法抢救，只能干着急。而等到刚从上面撤下来的另一组队员前来救援，把衡虎林拉上来时，所有人只看到他身上那条连在一起的胸绳和主绳因为下坠，正紧紧地勒在他的脖子上。尽管他被打了一剂强心针，但这个小组仍然永远地失去了一名队员。当潘多看到队友冰冷的尸体时禁不住失声痛哭，而陈荣昌由于要保护位于他前面的潘多不继续滚落，一直保持拉紧绳索的姿势，左手有四根手指全部冻坏，张祥的几个脚趾也被冻掉。
每当谈到自己这些总会在不经意间想起的往事时，潘多喜欢摇摇头，以此来表示当初的艰难。而不同于她在回忆起那些发生在登山过程中惊险场面的感叹和皱眉，身高马大的张俊岩在回忆起自己在登山过程中的危难时刻，仰头想了一下，然后用格外轻松的语气说：“1964年我在登当时惟一一座无人攀登过的8000米以上的山峰——希夏邦马峰时也滚了一次，那可是处女峰啊！”说完之后，他笑着看周围人，脸上显露出在经历惊险多年后，由回忆带来的一种满足感。“那次登顶成功后，我们一组三个人下撤到7300米的冰雪坡时，走在最前面的尼玛扎西背的东西太多，导致他脚腕发软，一下摔倒，开始往前滚，然后多吉跟着也往山下滚。”走在最后面，同这两人拴在一条绳子上的张俊岩，虽然身材高大，但依然无法阻止巨大的下坠力，他和前两名队员一样，飞速下落。“说是滚，但是人不像皮球，能平滑地下滚，滚到有岩石的地方，我们都被弹起来老高，把我的胸腔震得快疼死了。”
而至今依然让这位前中国登山队副政委觉得好笑的是，当他们命悬一线，疼痛难忍时，驻扎在6900米大本营的一位队员远远望见几个正在滚落的小黑点时，心里还在纳闷：这几个背包都是谁的啊？都快滚到我这儿了。他又眨眨眼睛定睛一瞧，才看清楚：原来是登山队员在往下滚啊！好在这时，张俊岩和他的队友在滚了90多米远，遇到雪槽后停了下来。前来接应的救援队员也及时赶到，张俊岩和尼玛扎西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雪，觉得身体除了因磕碰有点疼外，并无大碍。而多吉却已经站不起来了，后经医务人员确诊他断了两根肋骨。
可见，大山对勇士格外苛刻，而这或许也包含着这些山对喜欢亲近他们的人的爱恋，他们知道回馈给这些热爱登山的人们最好的礼物，就是赐予他们挑战自我的台阶。
寂寞山峰上他们并不孤独
面对人迹罕至的群山，登山队员是孤独的，他们往往要战胜一次又一次的艰难困苦。但他们又是幸福的，因为亲历磨难和挑战未知的过程中，他们完成了自我超越。他们无可比拟的团结与友谊让所有人为之钦佩和赞颂。
1958年，又一批新登山学员加入中国登山队。此时在业务上逐渐熟练的张祥、张俊岩和陈荣昌都已经被提拔为登山队的教练员。其中一名操着江南口音，名叫邓嘉善的男学员引起了几位教练员的注意，小伙子篮球打得好、相貌英俊、擅长跳交际舞，业务学习也非常快。几位年轻人在训练之余有空便在篮球场上切磋球技，共同的兴趣爱好拉近了几个人的距离。但真正让张祥、张俊岩、陈荣昌和潘多、邓嘉善夫妇成为生死之交的仍是身处险峰同生共死的经历。“没有任何一项运动能代替登山，让我们凝聚在一起，共同穿越生死线。从那以后，就注定我们老哥儿几个今后再也分不开了。”张俊岩回忆到几个人从相识到相知，不禁感慨万分。
登山队常年驻扎在高山上训练、探险，有时候甚至一次集训就要在山上呆上半年。怎么打发训练之余的时间成为队员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张祥说：“空闲的时候我们最喜欢的就是打牌消磨时间，大家通过打扑克调解了紧张的心理，每当这个时候帐篷里便传出阵阵欢笑声。有时候没有扑克牌，也会下下象棋。”
说到他们在登山队中的趣事，性格开朗的张俊岩冲着老队友陈荣昌一阵大笑，他笑着说：“那时候登山队会经常发一些水果罐头和猪蹄，陈荣昌因为吃不了，喜欢把东西攒起来放在带锁的皮包中。但有一次我趁陈荣昌还没有赶回来，用小技巧把他的皮包打开，将罐头拿出来，在帐篷中的队友都替我保密。等陈荣昌回来后，我拿出‘偷’来的罐头张罗着请客，陈荣昌闻讯也高兴地聚集过来。看着陈荣昌吃着起劲，我和队员都忍不住笑出来。陈荣昌这才觉得有问题，打开皮包发现真相后哭笑不得。”
登山队员们在山峰上朝夕相处，齐心合力，下山之后是否依然如此？对此几位登山老前辈不假思索地一致回答说：“除了打牌玩赖红过脸，我们在工作中还真没有什么矛盾。”一席话引得在场的几位老队友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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