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焜VS孙振耀：进与退之间

2009-01-12 Cbsi中国·PChome.net 类型: 转载来源: 新浪科技责编: 杨雪娇

入华第一单：由“政”入“商”

“君子善假于物”，改革开放30年，如果没有大力吸引外资，如果没有大批跨国公司来到国内合资、独资创办企业，我们的脚步毫无疑问要慢许多。那么，谁可以最大程度地代表其所在跨国公司的形象？

答案可能有很多，但IBM的周伟焜和已经离开惠普的孙振耀理应在入选之列。作为港台来到内地发展的最早一批跨国公司职业经理人，两者职场常青树的形象堪称标杆：西装革履，掩不住隐忍、谦恭的儒雅气质，从容地斡旋于政府、客户与美国总部之间，长袖善舞。

30年，属于跨国公司创造与妥协的30年，IBM、惠普、宝洁、联合利华、沃尔玛等成熟外企的管理理念深刻影响了长城、联想、方正、海尔等诸多中国企业。而柳传志、张瑞敏们也因为与松下幸之助、韦尔奇、郭士纳们的同场竞技和交流而成长为中国企业家中的领军人物。

出场人物：周伟焜孙振耀

关键字：职业经理人跨国公司

商业影响力：外资合资价值观输出管理

“你在这个位置能干多久？为何我每一次见到IBM的负责人都不是同一个？”十几年前，柳传志曾这样问周伟焜。如今，在IBM工作了41年的周伟焜已经63岁，从1995年开始身兼两职，在IBM大中华区董事长及首席执行总裁位置上一干就是12年，被业界呼为跨国公司高管的“常青树”。

“IT圈里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做change is the way of life(改变就是生活方式)。”在很多场合，孙振耀总会举例说，“我来惠普25年了，换了19个老板……”并且，他总是强调惠普不怕变，惠普的组织结构就是善“变”的，因此他不断向员工、媒体、合作伙伴阐释惠普所要进行的一轮轮change。

51岁的孙振耀在惠普公司工作了25年；2007年5月，在惠普中国工作了16年的他自动请辞大中华区总裁。此前，孙振耀一直笃信自己退休之前可以看到惠普超过IBM成为全球第一大IT公司。记者们每每拿孙振耀的话去问周伟焜，周总是大笑不答，做“谦谦君子”模样。

2005年12月，IBM在将PC业务卖给联想一周年后，惠普终于跃升为全球IT老大；一年半后，孙振耀于2007年5月的最后一天离职，脱下了职业经理人的外衣，开启了当董事长自己制定战略的新生活。

1 入华第一单：由“政”入“商”

1979年，110岁的可口可乐、68岁的IBM和40岁的惠普都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从那一年的元旦开始，中美建交，外资跨国公司在华的商业帷幕也缓缓拉开。历史的偶然与必然总是这样巧合：1978年12月16日，中美联合发表建交公报；两天后的12月18日，由华国锋主持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持续5天的该次会议正式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彼时，喝起来有点像中药的可口可乐要从香港经广州才能最终运到北京，当然，现在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这种饮料，当年还是王谢堂前燕，市面上根本没有它的身影。也就是在那一年，沈阳鼓风机厂的工人看着重型卡车拉着一个叫作“电脑”的庞然大物，IBM这三个字母代表什么他们压根儿没人知道。

“我们为沈阳鼓风机厂安装了一台IBM370型计算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安装的第一台IBM中型计算机。这一单生意并非IBM主动推销，是政府主动找到了我们。我的很多同事那时非常不看好中国市场，尤其在外国人的眼中，谁也不确定中国的开放政策会发展到什么程度。现在看来，我们在新中国的第一笔生意做得那么‘小心翼翼’，完全是试探式的。”回忆过往，周伟焜难免唏嘘。

1979年，正是中国猛醒、各种现代经济元素在发达城市初现端倪的当口，已在香港IBM工作了10多年的周伟焜也渐入佳境，开始从技术人才向销售管理转型；而海峡的另一边，年少青春的孙振耀才刚刚进入台湾惠普实习，并且因为一年后大学毕业要服兵役而不得不暂时离开。

追溯历史不难发现，IBM的第一单正是受惠于中美建交，“双方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这一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提出，中国正在大搞现代化，需要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否推荐一些美国比较好的高科技公司来中国开展合作。基辛格思忖良久，选择推荐了惠普公司，这也使得IBM与惠普的在华销售人员在后来的10多年间经常狭路相逢。

在基辛格的举荐下，1979年8月，惠普公司创始人及董事长戴维·帕卡德再度应邀访华，参观了防空雷达和发动机工厂以及与计算机发展相关的实验室。帕卡德注意到，这些工厂和实验室仍然沿用20世纪50年代的设备和技术，他敏锐地意识到惠普公司在华大有可为。于是访问期间，他就代表惠普提出了三项合作建议：合作必须符合中美两国的法律；在1980年为中国培训16名高级产品、技术、管理人才；惠普愿意在中国成立合资公司。

1980年3月14日，时任中国国防科学工业委员会副主任的邹家华率代表团访美，参观了位于加利福尼亚帕罗·阿托市的惠普总部后，又以中国新时代公司副董事长的身份，与戴维·帕卡德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对于合作策略，备忘录里写道，“双方同意成立合资公司”。惠普中国公司也因此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家合资公司。

1981年，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内部设立了惠普中国技术服务处，这是惠普在中国的最早雏形，第一批员工只有十几个人。同年，惠普通过联合国开发署向中国提供的5台HP 3000小型机运抵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现商务部前身)计算中心成为惠普在中国的第一家用户。

此后若干次接受采访，周伟焜和孙振耀都不禁会提及1979年。因为政治与经济环境的机缘巧合，一个香港人和一个台湾人的职业生涯开始彼此紧密相连；同时因为中国IT市场的特殊性，让他们有了长袖善舞的施展空间；而因为这样的空间和市场，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将注定在妥协与隐忍中探寻新的商业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