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撰稿人克里斯蒂娜·拉尔森(Christina Larson)日前发表《红艳、美味、腐朽：苹果如何征服中国市场》(Red, Delicious, and Rotten)指出，苹果在中国入乡随俗打起“奢侈牌”，以此“征服”中国用户，实现了在中国市场的指数级增长，但漠视社会责任和冷酷无情的一面也使得苹果倍受指责。
营收增长六倍
北京的一位朋友最近向我讲了一件趣事：一次，中国电信的一名技术人员来帮她调试苹果笔记本电脑网络连接。虽然这位技术人员见多识广，但他对眼前这个 银色外壳的电子设备倍感困惑。他小心翼翼地拿起电脑，离自己身体远远的，就好像在检查可疑包裹。几分钟过后，他开始工作，但当他无法找到熟悉的下拉菜单进 行连接时，他愈发地沮丧。
这一幕发生在三年前。今天，中国的技术人员不可能再像当时那样手足无措了。自苹果2008年7月19日在北京开了第一家零售店以来，这家公司在中国 取得了飞速发展，赚得盆满钵满。如今，在北京或上海市中心的星巴克等高档咖啡厅，iPhone、iPad和MacBook等苹果设备与非苹果设备的比例往 往超过了一比一。
苹果如今在中国拥有四家旗舰店，两家在北京，两家在上海，还计划一年内再在上海开设一家零售店，在香港开设第一家零售店。中国大城市还拥有数以百计的苹果授权零售商，未经授权的零售商就更多了，例如两周前美国博客披露的位于昆明的山寨版苹果零售店。
这些零售店客流量非常大，常常人满为患：正如苹果COO蒂莫西·库克(Timothy Cook)在最近举行的分析师电话会议上所说，“平均计算，我们在中国的四家零售店也是我们在全世界客流量最多、营收最高的零售店。”
每家苹果零售店每日最多吸引4万名顾客，为了满足这种需要，苹果在中国的零售店面积一般都超过在美国的零售店。从2010年至2011年，苹果来自大中华区的营收飙升了六倍，2011财年第一财季营收总额就达到88亿美元。
纯意识形态乐园
苹果是如何实现这种急速增长的呢？正如在美国一样，苹果在中国的巨大成功缘于一个事实，即它不单纯是一家设备制造商，更是一个造梦者，但苹果不得不 对这种梦想略作调整，以适应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在美国，苹果早于1984年就在著名的“超级碗”广告中为推出第一台Macintosh电脑造势。
这则广告暗示了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小说《1984》中的情节：无精打采的一群人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屏幕上投放的领导人画面看，接着传来这位领导人的声音：“今天，我们庆祝‘信 息净化指令’(Information Purification Directives)的第一个光辉的周年庆典。我们已创造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纯意识形态乐园，保卫我们不受任何反动势力的侵害。我们是同一个人，拥有同 一种意志，同一个决心。”随后，一位身穿红色短裤的金发女郎手持一把大锤快速跑过中央过道，然后猛力掷出，击碎了一切和谐的幻想。
苹果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塑造为正义的化身、挑战权威的叛逆者，对手则是IBM和微软这样的行业巨头，他们被苹果看作是主宰世界的“恶魔”。苹果在1997年推出了名为“不同凡想”(Think Different)的广告活动，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与其他提倡打破旧习的知名人士纷纷在广告中亮相，从而诠释苹果作为“离经叛道者”的形象。
随着苹果逐渐发展壮大，变得日趋成熟，该公司开始刻意转变自己的形象，但依旧保留着反叛的痕迹。即使是在今天，苹果不再以失败者的面目示人的时候——实际上它是全世界最大的电脑制造商——其形象依旧保持着一点自命不凡的色彩。
重返中国市场
大约十年前，苹果曾在中国发起过瘦身版“不同凡想”运动，不过却以失败告终。正如市场推广公司沃尔夫亚洲集团(Wolf Group Asia)CEO、博客“硅谷胡同”(Silicon Hutong)博主戴维·沃尔夫(David Wolf)所说，苹果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对于那些买得起这些产品的人，他们的志向显然不是成为叛逆者。”
但在大约三年前，苹果开始重振旗鼓，重新专注于中国市场。该公司在北京分公司招募人员，并在2008年奥运会举行前开设了中国第一家零售店，同时重 新审视自己的营销战略；正如库克所说：“我们想要弄懂这个市场，弄懂这个市场的操作秘诀。”结果，苹果如今在中国不再突出其反叛形象，而是强调奢侈——沃 尔夫称之为“专属感”。
苹果零售店毗邻阿玛尼、范思哲等高档时装店和宝马专卖店。莉莉是一位穿着入时、30岁左右的女士，她在北京三里屯的苹果零售店告诉我，苹果产品被看作是“顶级白领”的选择。说着，她抬头看了看五颜六色的iPhone手机套。莉莉是一家跨国食品分销商的销售经理。她说：“我喜欢炫耀我的苹果产品。”
苹果产品的更新换代有助于用户买到更便宜的东西，例如iPhone与iPad。iPhone与iPad的成本远远低于笔记本电脑。现在，16GB版 iPhone 4售价人民币5000元(约合775美元)。当然，这在中国仍然算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作为对比，功能最基本的联想或诺基亚手机在中国的售价还不到100美 元。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人均收入只有4260美元，iPhone都不是普通老百姓随便能买得起的，更别提iPad或MacBook了。
但与所有奢侈品一样，高价和相对稀缺以及由此产生的专属感，正是苹果产品的魅力所在。苹果产品在中国正式上市以 前，总会有少量产品通过黑市走私入境。去年夏天，在中国内地开始发售iPad前几个月，我在北京国贸看到一名年轻女子身穿超短裙和红色吊带上衣，戴着假睫 毛，后面跟着一个摄影组。随后，她拿着当时尚未开售的iPad，倚靠在星巴克咖啡厅的旋转楼梯摆各种姿势。她是在炫耀这部平板电脑，此时，我的脑海中不禁 闪现名车广告。
苹果的另一面
然而，苹果在中国也暴露了它的另一面，贾景川就是典型例证。贾景川今年27岁，来自山东菏泽农村。他没有自己的iPhone，但有数百部甚至数千部 iPhone经过他的双手。2007年5月，贾景川搬到江苏省的苏州市，一座人口达六百万的城市，他在当地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
这家工厂隶属于台湾胜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门生产iPhone零部件。贾靖川起初激动不已。他在菏泽老家接受我的电话采访时说：“一开始知道我们 将为苹果工作，我感到非常自豪。这意味着我们会接到大量订单，我会赚更多的钱(他的工资是每月200美元左右)，能给家里寄回更多钱。”
但两年后，贾靖川完全没有了当初的兴奋。随着iPhone触摸屏的订单越来越多，工厂老板开始要求工人使用一种更有效的新型屏幕清洁剂，但这种新配方的清洁剂含有正己烷，一种会对神经系统造成损伤的毒素。因头晕难受，加上全身剧痛，贾景川无法再坚持工作。从2009年8月开始，他住进了医院，而且一住就是10个月。贾景川的136个工友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
胜华科技最初承担了贾景川的住院费用(该公司称因此一共支付了150万美元赔偿金)，但贾景川说在自己出院后，该公司向他和其他员工施加压力，强迫他们辞职并签了一份免责声明。根据这份声明，胜华科技将不再负担未来的医疗费用。但胜华科技则对这一指控予以否认。
截至2011年7月，贾景川仍然没有工作，但医疗费越来越多，他担心自己从此一病不起，难以找到工作。2011年6月7日，贾景川一家人自掏腰包，凑钱让他去北京医院看专家门诊。专家的诊断结果让贾景川欲哭无泪：神经损伤造成的症状——体虚、晕眩、小腿时常发麻、对冷热变化极度敏感——彻底消除的可能性很小。贾景川告诉我：“作为家里的独子，我上了大学，原以为会取得不错的成绩，也会让父母以我为荣。女儿现在一岁半了，我希望她能衣食无忧。但现在因为健康问题，我什么也做不了。”
被批冷酷无情
苹果发言人拒绝对此直接发表意见，但建议我去看一看《2011年度苹果供应商责任进展报告》：“我们要求胜华科技停止使用正己烷，提供证据证明他们 已将这种化合物从生产线上完全消除。同时，苹果已确认所有受影响的工人都已得到成功治疗，我们会继续关注他们的健康状况直至他们完全康复。”
胜华科技在苏州市的工厂的确停止使用正己烷，不过贾景川的经历令人对苹果“继续关注患病工人康复情况”的说法产生了怀疑。贾景川说，他现在每月要支 付400到500人民币(约合60到80美元)的医药费：“现在我非常的失望。苹果对我们冷酷无情，不负责任，我们曾经可是其产品的一线员工啊。”
近年来，苹果的中国供应商卷入了一连串与违反劳动法与环境法有关的事件，从主要供应商富士康的员工自杀，到环保组织抗议这些供应商工厂排放污染物超 标。虽然苹果并不是唯一一家因中国厂商出问题的跨国公司，但中国劳工权益组织和环境保护者说，苹果之所以成为“眼中钉”，是因为该公司对投诉反应迟缓，以 及对供应链上涉及哪些工厂保密。
马军(音译)是“绿色选择倡议”(Green Choice Alliance)的负责人之一，这是一个由中国36家非营利组织组建的联盟，旨在追踪外资企业在中国经营造成的污染情况。今年一月，绿色选择倡议发布了一份聚焦全球IT企业状况的报告。报告显示，苹果在回应污染调查及工人安全的态度方面，在29家公司中排名倒数第一。
对监督存抵触情绪
去年冬天，马军找到贾景川，帮他给苹果CEO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写了一封信，反映工作环境和医疗赔偿问题。但这封信如石沉大海，于是他们又给乔布斯写了第二封信，但同样没有回音。马军说，大多数跨国公司在处 理中国民间团体的投诉问题上都会经历一种演变：“从不回应、有些抵触到起码倾听，再到主动回应。”
西门子和沃达丰即是主动回应的两个典型例子，这两家公司现在会在续签合同以前，通过非营利组织的数据库帮助筛选潜在供应商。苹果仍停留在抵触阶段， 对于别人要求其透露供应商是否有工人中毒，或引发极端污染事件的供应商的具体地点，该公司都不愿作出回应。马军告诉我：“苹果辩称，不披露供应链信息是他 们的长期政策。难道就没人能进行监督了？难道就没人能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上海的供应链顾问理查德·布鲁贝克(Richard Brubaker)一直在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他对苹果也没什么好感：“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像苹果这样，坐拥几十亿的现金，却继续与那些未能遵守苹果行为准 则的供应商合作。”至于贾景川，他现在暂住于菏泽农村父母家。他说：“我从未感受到美国公司一直以来鼓吹的所谓‘保护人权’和‘尊重’。我只感受到他们的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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