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的相关性”常常是一种有效的观察世界的方法。5月10日两则都很令人关注的报道，便在此列。
先看中新社报道：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宛丽在最新一期的《人民论坛》上撰文指出，当代中国社会处于发育期的“新中产阶层”正在遭遇“精英陷阱”：这一群体遭遇了来自“精英联盟”的“权力排斥”，向上流动及发展的机会受阻。文章指出，这种“精英排斥”是利用行政赋权获取社会资源而独霸发展机会、独吞利益结果的社会排斥现象。
显然，所谓“精英联盟”，实质是一种“权力联盟”，它们何以能够出现？
再看《检察日报》的报道。在近日召开的全国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活动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振川透露，2003年1月至今年3月，县处级以上干部渎职侵权犯罪呈逐年上升趋势。他指出，有的领导干部片面强调保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甚至法外讲情，为犯罪嫌疑人开脱责任，查办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发现难、取证难、处理难、阻力大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权力联盟”何以出现？王振川的报告就是一个相当及时的答案。这其实也就意味着，当法治无法真正对权力形成制约，那么公权力天然的扩张及寻租本性，必将形成某种利益共同体，进而形成社会阶层的凝固化，在这种情形之下，“新中产阶层”受阻于权力联盟，已可谓是利益阶层“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本能所至。
事实上，这种权力联盟的排斥本能，已不只是“新中产阶层”所遭遇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面临的发展难题。去年2月16日《瞭望》周刊就曾刊文指出，社会底层的人群日趋定型，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难以实现公正、合理、开放的向“上”流动。就在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推出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也指出，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更为形象地指出中国社会存在的权力转移与贫困世袭的不公现象。
必须从破除权力的利益联盟开始，赋予公民包括自由流动与发展在内的更为完整的权利。必须从更为完善、有力的法治开始，寻求对于权力联盟的破解之道。正在启动的为期一个多月的全国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活动，无疑是一个鲜明的信号。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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