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现象值得我们研究与探讨：米价上涨，没有人骂米贩；煤价上涨，没有人骂矿主；学费太高，很少有人怪学校；医疗费用几乎高得让穷人不敢进医院，但对医院的责怪远没有对房产开发商的恼怒来得更加义愤填膺。岂止是恼怒，简直是谩骂、仇视、愤慨，甚至有人提议取消开发商，看来已经到了必先除之而后快的地步！
这种现象令人费解。在中国大小城市都高楼林立新房迭出的今天，在大部分中国人较之以往已经大大改善了住房环境的今天，房产开发商非但无功，反而有过；不止有过，简直就是罪魁祸首！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老百姓如此憎恨开发商呢？
最大的罪状就是黑心赚暴利，导致房价不断地上升，结果使更多的穷人买不起房，或者使很多的人变成了房奴。换句话说，开发商应该凭着良心来赚钱，制订一个合理的价格来出售，而不是见了暴利就忘了许多穷人尚无住房的大义。
以这样的理由来指责开发商看似无可厚非，因为从表面上看正是开发商为了谋取更多的利益而不断地往上调价，直接导致房价不断上升，从而伤害了广大百姓的利益。不过，这一理由假若成立的话，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来指责其他的商人，因为所有物价的上涨都是经由商人往上调价的，而且，迄今为止很难发现哪一个商人有暴利不赚而偏要赚取合理的利润，大部分情况是因为无暴利可赚才不得不赚取较少的、合理的利润。
当然，仅仅用一种类比的手法来说明百姓对开发商的指责没有道理，尚有立论不够严谨之嫌，而假如我们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对开发商牟取暴利的行为作抽丝剥茧的分析，也许我们会发现的这种指责可能缘于我们自身对问题认识的模糊。
企业的逐利行为有助于正确地分配社会的有限资源
企业创办的初衷是什么？是为了赚取利润。但要想赚取利润，就必须为社会提供合适的产品与服务，也就是说，赚取利润并不是无条件的，只有为社会提供越多的合适产品与服务才能获得更多的利润。假如一个企业经营了一年半载亏损了，则说明它在不合适的地方办了厂，或者在不合适的地方开了店，或者让不合适的人做了并不适合他们做的事，给社会造成了浪费，也就说是错误地配置了社会的资源；假如一个企业经营了一段时间盈利了，则说明它在应该办厂的地方办了厂，或者在需要开店的地方开了店，或者选择了正确的人做了正确的事，弥补了社会的需要，也就说正确地配置了社会资源。赚钱越多，则说明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越为社会所急需，对社会贡献也就越大。当然，这个结论是建立在没有外力干预，企业与消费者自愿交易基础之上的（买房行为绝大部分为自愿交易），对巧取豪夺强买强卖的行为并不适用。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假定东北的大米卖一元一斤，北京的大米卖两元一斤，上海的大米卖五元一斤，深圳的大米卖十元一斤。在这种情况下，商人们应该将米调往何处？毫无疑问将大米调往深圳应是首选之策，因为，调往深圳赚钱最多。但恰恰是这个赚钱最多的行为，对社会的贡献也就最大。因为大米在东北卖一元一斤，说明东北处在丰收年景大米非常丰富，价格低廉人们往往并不珍惜；大米在深圳卖十元一斤，则说明在深圳已经发生了严重的饥荒，许多人正在等米下锅充饥救命。把粮食从富余的地方调到粮食稀缺的地方，把人们并不珍惜的东西变成了救人性命的宝贝，这不是正是赚钱越多贡献越大的具体体现吗？当然，这是一个虚拟的极端事例，现实当中一样物品在两地不会有如此悬殊的价格，但只要存在价差，则本例所蕴含的意义仍然适用。
也许有人会说你的例子太片面，粮食从丰收区调往饥荒区，固然是合理地配置了资源，但并没有解决全部的问题，因为粮食调往饥荒区后，虽然大部分人可以得到解救，却有少部分身无分文或者捉襟见肘的人，当他们付不起每斤十元的价格时，他们注定还是饥饿难捱。同时，由于饥荒的阴影尚未散去，有钱的人可能担心粮食不够，开始贮存大米，市场上大米的价格仍有继续上升迹象，穷人的处境更加艰难！不错，这种现象的确存在，这就是以价格来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的缺陷。问题是，出现这处现象能怪千里迢迢把米运到这里来销售的商人吗（至于政府应该如何来帮助穷人留待另文讨论）？
商人们这种见钱眼开见利忘义的行为，也许会被一些自诩为道德家和良心学者嗤之以鼻，但是如果不这样分配的话，恐怕麻烦会更多。因为什么样的人最急需，什么样的人最迫切，什么样的人粒米未进生死攸关，什么样的人阴险奸诈囤积居奇，开发商既没有辨别的本领，也没有辨别的义务。即使政府能够火眼金睛明察秋毫，辨别出哪些人最急需最迫切，强制米贩把粮食卖给他们，但无利可图的事总是没有人肯干，仅有微利的事恐怕也会影响积极性的持久，最终导致调进的粮食越来越少岂不是更加坏了大事！
企业有暴利而不取未必有利于社会
房产开发存在暴利现象，不敢说比比皆是，但也不是绝无仅有，至少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有的开发商也以为牟取暴利是自己的错误，因而总是一而再地申辩自己并没有牟取暴利；而一些民众利益的代言人则不断地呼吁，有的要求开发商公开成本阳光操作，有的拿出了相关数据言之凿凿。其实，在市场竞争中，有条件牟取暴利而非要强迫自己减少利润对整个社会也不一定是好事。
仍以前面的灾区贩米事件为例，假如深圳的大米卖到十元一斤时可以使供求达到平衡，这个时候米贩们应该说是牟取了暴利。但如果米贩都自觉以灾区穷人吃饭问题为己任，克制自己不卖高价，将米价只卖到所谓合理的利润即二元一斤敞开供应，以为这样可以帮助穷人解脱困境实属异想天开。这种貌似神圣拯救苍生的举措，极有可能带来更加荒唐的结果：其一，势必引起蜂拥抢购，粮食供不应求，人们表面上付出的价格不高，实际却要付出其他相应的成本，比如通宵排除、激烈拥挤；其二，价格低廉的东西，人们必定不会注意节约和珍惜，人们将会和丰收年景一样去使用粮食，比如喂养宠物、随意倾到；其三，米贩们将会增加许多无谓的工作量，比如哪一家有多少人，应该一次购买多少，其购买的时间间隔是否合理等，这将会大大增加米贩们的时间与精力。更要命的是，将会有人找到了赚钱之道，那就是把低价的粮食从灾区深圳转运到粮食并不紧张的如上海等地从而大发横财（因为上海的价格为每斤五元）。可见，价格的错位，将会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资源将从特别稀缺的地方被调运到相对不缺的地方。米贩们好心不卖高价，结果却使灾区宝贵的粮食被转运到其他地方，最终的结果就是既没有帮到穷人，其他的人也一起跟着遭殃。
也许有人会质疑，粮食可以被倒来倒去，但房子却是无法挪动的，开发商都以合理的价格出售并无大碍？是的，房子的确是无法挪动的，可是人是活的，只要一地的房价明显比其他城市偏低，其他地方的人就会异地购买，温州炒房团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炒房团之所以屡试不爽，当地的房价偏低就是他们取得成功的直接原因。也许还会有人说，政府应该禁止异地买房，这样前面所说的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且不说这样做需要增加多少官员，需要增加多少开支，将会增加多少税负，将会增加多少腐败，就算政府全面彻底地做到了不准异地购房，那些频繁跳槽需要异地发展事业的人怎么办？那些为子女求个好的教育环境而举家全迁的人有什么错？那些背井离乡在外地勤奋打拚而需要购房置业的人要不要被批准？须知，降低房价不是我们的唯一目的，我们不能为了房价而放弃的我们逐步争得的迁徙自由，更不能为了房价而不顾一切！
要防止开发商牟取暴利必须改变其牟取暴利的条件
我们肯定了企业的逐利行为，同时又反对干预市场强压房价，并不是说我们在高房价面前只能放任自流无所作为。我们应当理性地分析目前开发商能够牟取暴利的条件，然后通过市场的运作来改变这些条件，从而使得开发商失去了牟取暴利的生存土壤，而非寄望于政府强行干预。
开发商凭什么可以把房价卖得那么高，开出那样的高价仍然有人争先恐后地抢购？表面上看是有人在炒房，可是，我们知道炒任何东西都是有风险的，炒股的人要赶在庄家抛售之前卖出，囤米的人要赶在来年秋粮上市之前出手，倒卖火车票的黄牛也只能在春运期间左右逢源，何以炒房的人能够坐拥多套住房而几年岿然不动。表面的原因固然千条万条，但最根本的还是需求旺盛而供应不足（详细分析可网上搜寻拙稿《房价调控为什么劳而无功？》一文）。假如有一天，人们发现国家能够宽容地允许民间土地自由流转，或者开发商找银行贷款越来越容易，或者有关行政部门不再限制小区内的容积率、绿化率和车位比例等，甚至哪怕是政府对近几年增加建设用地拿出几个大大超越往年用量的具体数据和规划，人们将会因为房子供应总量有增加的趋势、房产销售有竞争白热化的趋势而对房价下降充满信心，炒房者持有多套房源岂能安稳如山？令人丧气的是，人们看到的恰恰与上述现象相反，政府土地越控越紧，银行贷款越来越难，政府对小区房屋建设的指手划脚越来越多，打压房产开发商的气氛越来越浓，这叫人们如何相信近期房价会下跌？限制房产供应的相关政策日盛一日，开发商牟取暴利的机会无疑就会源源不断！
“安得广厦千万间”，居者有其屋，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梦想！然而，如何缩短梦想与现实的距离，并不取决于我们的目标是如何地伟大神圣，也不取决于我们的心情是如何地急不可耐，它与我们是否把握了正确的方向密不可分。焦燥仇视情绪的迅速蔓延恰恰有可能蒙蔽我们整个民族的眼睛！
作者：徐昌生（北京大军经济研究观察中心特约观察家）
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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