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首席编辑何雪峰先生，最近编了一本《热言中国——中国新闻时评精逊。何先生在书的自序中称，近几年来，国内报纸时评版面风起云涌，“公民写作时代”到来。然而他同时又提出，现在国内各大媒体时评版上的文章，不是真正的“公民写作”，而是一种“伪公民写作”。他说，有同事去某地出差后发现，当地盛产时评写手，这些人很勤奋，一天甚至写5-6篇，但“文章总体上没有什么价值”，无法提供“新闻之外的东西”。
对何先生的“伪公民写作”说法，我很不以为然。首先，真有地方如他所说，“盛产”时评写手吗？我本人也是家媒体时评编辑，有联系的写手在200人以上，占全国时评作者的大半。根据本人所了解的情况，确实有些地方时评写手较集中，如河南信阳、四川南充、湖北荆州等地，但是，除了北京等少数大都市，时评写手数量最多的地市，也就在10个人左右。所谓某地“盛产”时评写手，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退一步讲，就算真有地方“盛产”时评写手，他们因为“工资收入比较低”，将写作“变成了养活自己的手段”，是否就可以指责他们吗？我以为，是不应当的。因为给报刊写稿获得稿费，从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制作“匕首与投枪”的鲁迅先生，不也对稿费看得挺重吗？文章写得很差，不符合媒体要求，编辑能采用你的文章，开稿费让你“养活自己”吗？事实上，一些“处江湖之远”的写手，时评写作的水平相当不低。
不过也应该承认，时评写手的素质、水平，的确是良莠不齐的。可是，质量不高的时评能见报，绝对不能全怪作者。何先生说，曾有某报的编辑向总编辑要求办时评栏目，结果总编回答“评论可以办，但不可有观点。”我想，这应当能够告诉我们，为什么浅时评能充斥媒体版面。也就是说，是先有媒体编时评的思路，再有写手“投其所好”。倘若不屑于这些写手的文章，少癣不选他们的时评好了。
当然，何先生想要表达的意思，不是时评写手不该存在，而是写手们写的文章价值太小，无法提供“新闻之外的东西”。其实，这也是值得商榷的观点。我认为，不一定所有的时评，都要独到、深刻。因为媒体版面的性质不一样，读者的层次与需求也不一样。倘若每一家报纸的时评版，都是“宪政”、“制度”，那些的普通市民读者，还让不让他们看报呢？
时评同质化，说实话，笔者也很不“感冒”。但在这里，我还是想为写手辩解几句。现在是一个信息膨胀的时代，全国的都市报就有数百家，而时评的时效性要求又很高，对大多数写手来说，写出的基本只能是“急就章”，想不粗糙、类型化也难。更何况，很多编辑也只选用“老八股”。洪巧俊先生就曾说过，曾多次尝试把时评写得活泼一点，找一些有生命力的东西去写，却收到编辑回复“拟不用”、“不像是时评”。
《南方都市报》的时评版，无疑是品质较高、特色鲜明的，尤其是活跃的一批专栏作者，有专业背景的学者与知识分子，写出的文章往往很有深度，能提供不少“新闻之外的东西”。但是，“公民写作时代的中国时评……更重要的是把精英表达纳入到公民写作中来”，《南方都市报》可以这么做，却不能要求所有媒体都这么做。不说别的理由，给“精英”一篇稿件开近千元稿费，全国有多少媒体能够做到呢？
邵建先生说得好，公民写作，“唯独不可以背离这样一种理念，即‘为了公民和人的权利’”。对此我的理解是，只要是反映公民的心声，而非为统治者代言的，都可以算是公民写作。文章价值较小的时评写手，与有“大视野”的专家、精英，其实是同一阵营的人，都有权在公共平台进行言说，都可以在全国各地“盛产”。
来源：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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