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教中国是个困难的决定
刚刚移师澳门的第三届斯坦科维奇洲际篮球冠军赛今晚将拉开第二阶段的大幕，而在之前两个比赛日中，中国男篮收获一胜一负。尽管比赛过程还是暴露出很多值得推敲的问题，但不得不说的是，在某些细节上并不难看出，现在的这支中国男篮确实是在缓缓提高。
当中国队打得漂亮时，人们的目光以及溢美之词通常会聚焦在那些关键球员的身上。而当中国队比赛打得不好的时候，却总有一个人会万年不变地成为被指责和质疑的靶子，这个人就是中国队主教练立陶宛人尤纳斯。
在与 中国男篮走过了第一年顺利问鼎亚锦赛的蜜月期，第二年备战世锦赛危机与矛盾微妙共存的紧张期后，这已经是尤纳斯带领国家队集训的第三个夏天了。眼看离奥运会开幕还剩下一年的时间，面对严峻的“保八争六”奥运目标，在一次难得的专访机会中，尤纳斯也有话要说。
“执教中国是个困难的决定”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第一次执教中国队是在2004年，当时是什么原因促成你接受这份工作的？
尤纳斯(以下简称尤)：事实上，因为当时正在执教一家立陶宛俱乐部队，我谢绝了中国方面的第一次邀请。但后来事情出现转机，恰好此时中国方面又一次向我发出邀请。而且根据中国方面提出的合同，我的工作是作为助理教练工作到雅典奥运会后，这与我的计划完全没有冲突。此外，我觉得执教中国队会很有意思，不但能够参加奥运会，还能和当时的中国队主教练哈里斯共事，于是我接受了这份工作。
记：那在后来你又因为什么接受了中国男篮主教练一职？
尤：雅典奥运会后，我去了希腊执教俱乐部队。后来我再次和中方签约，要在每年的夏天来中国执教国家队，这两年我过得十分充实。去年秋天，因为亚运会我不得不在俱乐部和中国国家队之间做出选择。那时我对中国篮球已经有了比较深的了解，但做出决定还是很困难。
首先，中国队的实力并不算强，这对于我的执教将会是一种挑战。其次，做中国队的主教练可以让我连续四次带队参加奥运会。如果能够取得好成绩，那不论对谁都很有好处。于是我和夫人商量这个问题，她告诉我，一旦我离开中国便可能不再有回来执教的机会，但离开欧洲，我随时都还可以回去寻找新的工作，所以现在我在中国。
“我需要更多的权力”
记：对来中国执教有没有感到后悔过？
尤：对于中国男篮，在很多方面我希望能做出改变，但随着我对中国篮球和中国文化了解的加深，我也发现了很多我无法改变的问题。
我和中国篮协领导沟通过，我需要得到对球队更多的掌控，只有这样我才能在所有方面负起责任来。不论是在欧洲还是NBA，主教练的权力都很大，同时肩负的责任也更多。我和中方领导表示过，我负更大的责任就需要更多的权力。
篮球是项集体项目，不是靠一个人就能获得成功的，球队内部也有各种各样的利害关系。我一直在解释，我们很多方面需要改变，如果我们想达到既定目标的话，我期待着这些改变，并且希望改变的过程能加快一些。
记：一个主教练，如果手下能有一批优秀运动员，那么他是幸运的。你觉得在中国你的运气如何？
尤：这是个好问题，好运气不仅球员需要，教练也需要。我认为俱乐部队和国家队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一个有转会机制的联赛，你可以通过人才交流选择你需要的优秀队员，所以俱乐部的教练不仅要有执教水平，还要懂得经营。但在国家队，因为现有的球员就是这些，你不可能从别的国家交换队员，因此国家队教练需要更高的技战术水平。
中国球员的现状是最大的问题，队员之间水平差距很大，而这个问题在其他世界强队却很不明显。我们有姚明，他的水平甚至可以排进世界前十位，其次我们有大郅和易建联，但他俩和姚明的差距已经很明显。在他们之后，我们剩下的运动员和这两个人的差距也很悬殊。现在我们就在尽量缩小这个差距，我也知道时间并不充裕，因此必须努力工作。
“训练中我就是老板”
记：谈谈你的火暴脾气吧，是不是多样化性格也是成为好教练的必要条件？
尤：不管在哪里我的执教风格都是这样，这是立陶宛人性格。在立陶宛我就是个很普通的人，而到了中国，有时候别人会觉得我有些严厉，甚至有些疯狂。但在希腊执教时，以他们的标准来衡量，我不把椅子摔坏两把，不去技术员的桌子上敲两下，他们就会说：“这个教练怎么睡着了？”
我认为这还是各国不同的民族性格决定的。训练中我就是老板，队员要按我的安排去执行，所以这个时候我很严厉。但训练比赛之外我们是朋友，大家可以一起说笑聊天。如果有人在训练中耍大牌、偷懒的话，我会直白地告诉他“在国际上你还不算什么”。
记：这样的脾气不会让你和队员的沟通出现障碍吗？
尤：对我来说我不觉得困难，但不知道球员方面是怎么感觉的。有时候球员和教练在理解上会产生问题，当我的指导没有被队员听进去时，我也会很严厉地指出来。但批评是我的最后一招，只有在之前的方法完全没有被队员接受的情况下才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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