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康是这部剧的编剧。在自己的博客上，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根据收视率统计，以《奋斗》为例，按最惨的算法，至少应有多达3千万人看了它。我从《奋斗》这部戏中得到80万元，心里当然也有一本儿小账可算，那就是，3千万观众中，平均每人只付我不到3分钱感恩之余，心里仍会冒出点小黑暗：每个人才扔3分，等得人真焦虑啊，得等到多少人我才能吃上一顿饱饭呐！
在接受《凤凰周刊》专访时，石康无奈地表示：“我早就对做这一行当不抱什么希望，瞎干罢了。”
“这不是人干的活”
石康是以高产畅销小说家从1999年开始出名的，其作品《晃晃悠悠》、《支离破碎》、《在一起》、《一塌糊涂》为其带来了不小的收入。而在此之前，进入编剧这一行，石康属于歪打正着。1993年，他的哥们唐大年准备改行当导演，需要有人给自己写剧本，于是就“提携”了石康一把。
石康写的第一个剧本，是由谢圆主演的《天生我才》。他在其中写了十几集，统共拿了三四万块钱。这个数字放在当时的消费行情下，让石康觉得自己挺牛，像一个大富人。
如今回忆起那段时间，石康依旧流露出追念的心情。那时，大陆的独立电视剧制作才刚刚起步，《渴望》的出现是其中的一个标志。所以，电视剧编剧的人数不多，甚至可以说，人手极其不足。这在给刚刚起步的大陆电视剧制作带来不便的同时，也提升了编剧的地位。
在因小说而红之前的6年间，石康就靠剧本生活。这要是放在现在，石康说：“想都不要想了。”
进入2000年之后，形势急转直下。
随着大陆影视事业的发展，从事编剧的人越来越多，“码字”成了极其便宜的体力活。而且石康发现，编剧再怎么使劲写，将一部影视剧写红了，也跟自己没关系。这时的石康，他的名气都来自于自己创作的小说。小说创作顶替编剧，成了自己收入的主要来源。
根据大陆媒体的调查，目前大陆编剧在一部戏中的报酬，一般来说占该戏预算的5％至10％。以国内影视制作的中心北京为例，通常普通编剧的稿费，每集在24万元人民币之间，这一数字甚至可以包括不少投资数千万的大制作电视。许多电影编剧，更是只挣名不挣钱。
但在更多时候，大陆编剧的利益根本得不到保证，有时甚至连最基本的稿费都拿不到。像石康这样的“资深编剧”，“我能拿到这80万已经很不错了”，而对于其他的非资深编剧，生存状况更恶劣。
王小娟子进入这一行当要比石康晚了近10年，也因此恰恰赶上编剧在大陆最不受人待见的时光。在这几年之内，她含辛茹苦地赶出《心不再遥远》、《亲亲宝贝》、《爱情从天而降》、《家有爹娘1》、《母亲快乐》、《男人要什么》等剧本。万幸的是，她创作的剧本基本上都被拍出来了。
“这不是人干的活。”谈起自己的编剧生涯，王小娟子满腹怨言：“大家都觉得做影视的很风光，可惜风光不属于编剧。一部戏里，最赚钱的是演员，然后是导演，至于编剧，不知道要排到哪里，是最费力不讨好的。”
王小娟子对这种“费力不讨好”也感触很深。“完成一个剧本，从开始写到开机，是要扒人一层皮的！”她说。在大陆，做编剧是非常苦的，谁出钱谁是大爷，谁有钱谁说了算，没有所谓个性，投资人才有个性。编剧说白了就是枪手，当然，除了个别大师级的编剧外。“说具体一点就是你往往身不由己，你当初有个想法，有个点子，写了一个本子，到投资方那里，他有一点喜欢，他买了，让你来改，可能就改得面目全非；改了几稿他终于满意了，到导演那里，又改几轮，如果他们找了大腕演员，肯定又要改，改到最后，你当初想写什么，连自己都不知道了。修改的过程是最大的痛苦，什么时候开机了，什么时候才能歇口气！电影是导演的艺术，电视剧本应该是编剧的艺术，但中国大陆的电视剧目前还是投资方的艺术。”
对此，石康深有同感。除了自己的剧本被随意改动之外，大陆编剧的名誉权也同样得不到相应的重视。“我最近去市场上看了一下《奋斗》的碟，发现上面根本没有编剧的名字。这样下去，再过几年，人家提起石康，根本不会想起他还写过《奋斗》。”
编剧的噩梦
“大家不管做哪一行，都是想挣钱养家糊口。但是如今做这一行风险太大，其他人入行要谨慎；我要不是干不了别的，才不去干这个。”石康拉起了“警报”。
风险不仅在于没地位，还在于经常被拖欠稿费。这已经成了大陆编剧的一大噩梦。
一般情况下，大陆编剧收取稿费的形式主要是分三步。在开始写作前，一般影视公司都会提前预付一定数额的“订金”，不同编剧收取的订金在全部报酬中所占比例也不同。最高档次的编剧，如果给熟悉的合作方创作，有时甚至能拿到总报酬的一半，但对于普通编剧而言，只能拿到10％30％。一般情况下，信誉好的制作单位，会在开机前就把尾款付清。但石康说：“不是所有制作单位信誉都那么好。”
在王小娟子的印象里，更多的情况则是，制作公司只是先让编剧把剧本写完，然后拿着剧本去四处寻找投资。如果找钱失败，那么编剧剩下的钱也就别想拿到了。“我就有朋友交了稿，却再也找不到投资方了，到最后也不知道戏拍没拍。”
此外，大陆对于影视剧的剧本审查制度也是制约编剧收取稿费的一个重要原因。编剧们在完成剧本之后，通常制作公司会将剧本上交国家广电总局进行审查，一旦剧本被枪毙，那么编剧们同样无法收到应有的报酬。
让人困惑的是，即使做编剧如此高风险，也依旧有人源源不断地加入其中。“这也导致投资人或者导演不拿编剧当人看，反正没有你，还有别人顶上”，王小娟子说：“大家愿意争当冤大头，其实也是名和利的引诱，包括我在内。尽管一开始很苦，但一旦你成名了，你也就风光了。”
这种引诱里面，自然少不了海岩和王海的示范作用。
在海岩看来：“不要说导演和演员，编剧现在就连一些技术人员都不如。”不过，如今的海岩，可是霸气十足。“比如我在签约的时候，就会在合约中特别注明，我的台词、细节在前期和后期中都不能修改。”而王海则凭借着《新结婚时代》、《新离婚时代》、《牵手》等剧本，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名声。
石康对此却有些不敢苟同。他觉得海岩在剧本上的不妥协，给编剧带来很不好的误导作用。因为海岩的成功，还在于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作家、投资人。如果没有这些身份作保护，单单做编剧，“他顶多混得跟我差不多”。
至于王海，风光的背后也有很多苦水。在接受大陆媒体的采访时，王海也同样表示，由于大陆电视台是垄断经营，制片方都得不到应有的广告分成，编剧想要分一杯羹，难上加难。演员和导演都是可以做广告的，编剧不能，太幕后了。所以，编剧不光是在直接的创作收益上低，在后期收益上更低。
“谁都想当海岩和王海，可是他们的成功也大半属于绝无仅有，不好复制。”这些也被王小娟子看在眼里。
路在何方？
就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下一系列关于大陆编剧的大段文字的同时，石康注意到大洋彼岸的美国，正发生着一件跟编剧有关的罢工。
石康很快便读到了这样的报道：11月5日晚，不少无聊的美国人准备用脱口秀节目四射的口水来打发无心睡眠的长夜，却发现电视里放的居然是前几天节目的重播。NBC、ABC等多家电视台的脱口秀栏目在当天全都消失。当观众们回到新闻频道，才发现原来从中午12点01分开始，美国的编剧们开始罢工。而罢工的指向，一如既往地针对娱乐产业庞大的利润。编剧们斗争的对象，则是美国娱乐界的“头马”——制片人工会。
从罢工当天开始，就有经济学家作出预计，这次罢工一天就会造成800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总损失会达到10亿美元以上。
“看人家罢工就像看着天上的月亮。”王海对此不禁唏嘘长叹：“看看人家要求的是什么？DVD销售、网上下载的收益分成，这是中国编剧想都不敢想的事。这就好比人家开汽车，咱们还想着怎么能买辆自行车呢。”
这种“斗争”让王小娟子感到艳羡：“他们实在太牛了，我们什么时候也能牛一回呢？”对于这样的指望，石康却有点不屑一顾：“在大陆，目前指望编剧有什么动静，根本是不可能的。在美国，人家当编剧必须首先找一个代理公司，就像艺人一样。他们在争取权益的时候，有工会为他们撑腰。而我们呢，个个都是散兵游勇，没有凝聚力，各个击破，一击即溃。”
尽管没办法参考美国编剧的行为，但是王小娟子依旧期待着大陆编剧咸鱼翻身的时刻。“我期待着能有一天，可以做一个完全自主的编剧。老实说，这是除了名和利之外，我对编剧依旧坚持的不多的原因了。”
当然，为了能早日有这一天，“需要影视人改变自己的观念”。王小娟子说，现在有好多做电视剧的，包括投资方和导演，还拿电视剧当艺术呢，其实它就是个简单的大众娱乐，投资最低，最方便。电视剧只要故事好看就行，没什么艺术可言。“我整天要和投资人开会，他们就大谈艺术，总是吹牛能拍出独一无二的电视剧。可怕的是，他们自身并没有什么艺术修养，却装得很煞有介事，很大尾巴狼。不过，现在大陆的投资方也开始意识到剧本是最重要的了，所以，我说有希望。”
对石康来说，他希望能改变一下大陆电视剧的制作机制。和美国电视剧相比，大陆电视剧没有“培育市场”的概念，总是喜欢打一枪，然后换一个地方，没有持续性。如果这段时间有哪个电视剧比较好看，肯定会涌出众多的“跟风剧”，一下子就把大陆的电视剧市场给搞砸了，这样下来，谁还愿意天天窝在电视机前啊？
在博客上，石康还大力呼吁大陆影视在分红上，能对编剧更“同情”一点。正因为分红不多，大陆的编剧不希望与其他编剧合作；他们每年至少写一部戏才可以维持生活，而绝不会花费三五年时间去研磨一部冲刺戏来冒险；他们只好凑合着来，蒙混过关即是目标，这是一个无梦想的职业，因为它的希望少得可怜。
在出版业中，石康很感激王朔，因为他是大陆第一位争取版税的作家，使得后来人，包括自己受益不浅。那么，中国编剧何时才能拱开分红制的大门呢？石康表示，他等着，自己也会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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