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丘慧慧
硅谷的幻想，投影到了深圳。
2007年，来自中国的国家战略又大大提升了中国可能的硅谷的想象空间。
研究硅谷最著名的学者，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李·萨克森尼安(Annalee Saxenian)分析说，成为硅谷需要具备几项苛刻的创新要素。
比较下来，李·萨克森尼安的结论是，只有深圳和北京已初具形态。但“慧眼”的李·萨克森尼安或许有走眼的时候。不是指他的苛刻要素指标出了问题，对于像深圳这样的中国最有竞争力之一的城市，他忽略了不该不忽略的指标。
张恒春是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主任。如果说深圳要成为中国的硅谷，那么张恒春就相当于深圳硅谷的掌门人。张恒春考虑的问题却非李·萨克森尼安似标准。
李·萨克森尼安的苛刻要素由如下几个方面组成。企业之间的竞争合作所形成的产业集群，大学与企业之间的密切配合，信息的传播速度，个人的创业欲望，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自由高频的人员流动，高素质的外来移民群体等是必备的。
“深圳资源紧缺的局面尤甚于北京、上海、武汉等地，感受到的压力和挑战也更大。”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主任张恒春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首先是土地、人才等资源极度紧缺带来的新一轮企业外迁，而后，国家加工贸易限制条例、两税合一、劳动法等宏观紧缩政策相继出台，对已经渐失政策红利的深圳形成更强大的挤压。
“我认为国家是以非常深远和细致的眼光来解决国家经济转型的问题，作为地方，要适应这种转型；同时，深圳过去对外依存度是非常高的，国内、国际很多情况叠加起来给我带来很大压力。”张恒春说。
这是中国式的“硅谷”问题，也引向了中国式的“硅谷之路”。深圳高新区的嬗变，则又凸显“硅谷中国”渐次清晰又渐次模糊的影像。
从工业区到科技孵化器
在“去工业区”的道路上，深圳有过辉煌的战绩。
1996年之前的深圳高新区，是一个多园共存的区域。1985年7月中国科学院与深圳市联合创办了我国第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深圳科技工业园，该园在1991年3月，成为国务院认定的首批26个“国”字号的高新区之一。
此后，在一片滩涂之上，又陆续建成了一间民办的“深圳京山民间科技工业村”，一间中科院在深圳创办的“中国科技开发院”，以及主体不一的“深圳市高新技术工业村”、“国家电子工试中心”等工业园。1993年4月经国家科委确认，该些园区统称为“深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那时候的深圳开发区，与全国各地大建工业园的热潮一样，仅仅是一个可供加工生产的制造基地，产品从食品加工、到相对低端的三来一补，层次参差不齐。
1996年9月，鉴于开发区“一区多园”、各自为政的局面为后续开发区规划建设、产业配置、优惠政策落实带来诸多难题，经当时的国家科委批准，深圳市政府将深圳开发区内的多家工业园整合为面积为11.5平方公里的“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以下简称深圳高新区)”，并成立“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以下称深圳高新办)管理深圳高新区各项行政事务，由此真正拉开了建立深圳硅谷的序幕。
经过1996-2000年土地清理与基础建设工作，深圳高新区投资软硬件环境得到较大改善。
2000年以后，随着大量高新技术企业的入驻，深圳市政府与高新区此后陆续出台了系列扶持政策，例如设立科技三项经费、新技术开发推广基金，以及提供优惠地价土地等，以鼓励创新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低成本进入园区。
2001年3月深圳出台的《高新区条例》对高新区内土地使用权限，以及相关房地产转让的受让人资格等作了约束，从而提高新区入园门槛。
“深圳市从来没有给高新区提过任何经济指标要求。”张恒春说。这是当时的很好的氛围。深圳高新区当时主要的功能在于“孵化”高技术企业，从进来的技术人员、带来一个科研成果，到独立在外置业发展，这个过程当中作为大孵化器的深圳高新区旨在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
数据或许能说明这些调整和努力的问题。在仅有11.5平方公里的深圳高新区，2007年，园区每平方公里实现工业总产值166.36亿元，工业增加值38.03亿元。其中高新产品产值达到了157.94亿元，税收7.82亿元——这些数值是全国54家国家级高新区平均值的数倍以上。
世界科技中心？
深圳高新区能否持续发展成为世界科技中心？
在加拿大高新技术协会中国首席代表孙曲看来，深圳已充分具备了承接外来技术的基本条件：发达的电子信息产业，各大城市中最高的专利申请量，以及排名第一的软件业产值，出色的物流和通关能力——深圳已经具备转身成为世界科技中心的契机。
然而，深圳明显的差距在于，硅谷的发祥与持续壮大，得益于斯坦福大学人才、技术源源不断的输出，以及美国政府在当地对大量国家级研发中心的持续投入。
一个最新的例子是，加拿大RIM(黑莓手机生产商Blackberry)公司放弃了其在深圳建立一个通讯研发中心的打算，尽管深圳拥有华为、中兴通讯两大全球通讯“新贵”，有着良好的产业基础。
“RIM公司认为，即使是选择通讯产业较弱的广州，也比选在深圳好，因为他们至少有一个电信研究所。”孙曲说，过于商业化和实用主义的氛围，让深圳缺失了很多基础研究的必要条件——非商业的、“中性”的科技大学、研究机构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软环境。
这也恰恰正是考验深圳高新区未来难点——如何强化高新区作为高科技“孵化器”在人才培养、打造公共技术平台以及国际交流平台等功能，从而保持持续创新能力？
1999年，深圳高新区内成立了深圳虚拟大学园，目标是开展人才培养和实现院校科研成果的转化。至今高新区虚拟大学园已引入51家国内外大学入驻异地办学。
2004年10月，“深圳国际科技商务平台”，是高新区打造高端人才、技术平台载体的又一尝试。该商务平台目前已引进包括加拿大高技术协会、英国西南英格兰地区发展局、美国CEO俱乐部、匈牙利技术中心、卢旺达投资与出口促进局、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等22个国家和地区的31家海外机构的入驻。
深圳市的设想是，未来通过商务平台来运作，通过分三步走，以弥补深圳在吸引全球研发中心、国际技术力量上的不足。
城市变迁的“发动机”
“CPI高涨，房价高企带来的紧迫感，实际上已经促使深圳城市和产业转型提前到来”，英国西南英格兰地区发展局中国首席代表刘班说。在他看来，缓解深圳市近年土地资源紧缺的现状，以及企业外迁潮的加剧趋势，必然依赖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转型。
2001年7月，深圳市在高新区经验之上，开始规划建设“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带”，规划用地面积158.5平方公里，区域范围涉及除了原深圳高新区所在的南山区外，还涉及关外宝安区和龙岗区。
2007年，据深圳高新区统计显示，产业带当年工业总产值、高新技术产值、工业增加值已经分别达到深圳市总量的45.35%、69.96%、33.99%，在决定深圳市二线关外的城市化进程，以及深圳整体经济增长方式，以及由此带动的城市配套功能的转变等诸多方面，已经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
张恒春分析说，为促进产业带在特区内外的协调发展“我们提出在产业带特区外建设高科技社区，以产业的发展与城市功能的融合，来解决我市快速成长中等规模高新技术企业、高端服务业、企业总部和人才双落地问题，推动产业带在特区内外的均衡发展。”
他认为，高新技术产业带的未来发展已经成为解决深圳关内用地紧张，特区内外均衡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但有企业界人士指出，就像深圳高新区的前身一样，产业带涉及到深圳历史上散落各地、产权各异的主体，各自为政现状严重，尽管深圳市已经将产业带工业用地的招标拍卖挂牌资格审查权统一到“产业带办”中，但是人事、机制等体制性的问题依旧阻碍着深圳的科技梦的深化。
张恒春也坦陈，“高科技领域是非常苦的，它整合的几乎是全部的社会资源来发展企业”，深圳建设世界一流园区的构想，道路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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