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湾回归华为”的消息已归于平淡，业界对于任正非和李一男的分析，并不会就此罢休，港湾收购案，注定会成为中国企业发展的经典教材之一。
从商业上看，华为几百亿的规模，收购10亿规模的港湾，并不算多大的事情，之所以引发业界如此大的震动，还是因为“人”的关系，为了探求真相，媒体用尽手腕，但总是“和真相擦肩而过”，而真相也集中在“人”身上。
无论观察距离远近，只要我们不是主体本身，即使再力求“客观化”，也会自己的位置，选择某种观察视角，这就是数码摄像机和人的眼球，在记录事件过程中最不同的地方。
事实上，所谓客观报道，根本就充满了解读的意图和潜在的个人观点。当我们一再谈球真相，寻求多方资讯，而对客体进行解读时，所得到的最后结果，很可能只是误读的结论；在解读我们所观察的利益群体及其代表，并对其做出判断时，我们很容易理解“屁股决定思维”的道理，然而在我们分析的过程中，我们似乎已经完全忘记，自己的屁股坐在何处。
辗转听来的一个故事是，某职业经理人在投向TCL时，其态度是，他欣赏并信任李东生，而对于TCL，则保留了自己的观点。那么为什么还要去TCL？他的回答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仍然建立在人身上，而不是企业身上，这意味着，制度本身并不可信，但是人是可以信任的。
这也是任正非和李一男成为收购案焦点的重要原因。不仅是媒体、大众、职业经理人，甚至企业家自己，都已经习惯了“制度本身不可信，只有人‘也许’可信”的东方思维。这和西方社会的管理哲学，特别是亚当·斯密的经典经济学理论之间，几乎是相背的。这两种背道而驰的管理哲学孰优孰劣，并不能够判断，但是当前全球市场，仍然为西方主导，这一现状对中国的企业家们很不利。
从某种意义上看，“企业以人为本”在中国已经被浓缩成“企业以领导人为本”的头脑集中模式。这样能够带来的好处是，能够迅速行动；而危机则是，行动隐藏更大风险。从这点看，任正非和李一男没有太多差别，如果说有差别，就是在领导经验上有差别，更有甚者，任正非和李东生也没有太多差别，如果说有差别，就是在给外界的印象和表达方式上由差别。
最终的结果是，中国的企业家们，几乎都在奉行夹杂了法家举止的儒家文化，而这是个让他们自己都苦恼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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