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对珠三角的外商、本地乡村居民与外来民工来说，正在进行的产业升级却在不同程度上给他们造成困扰。
着土地、劳动力、能源等方面成本的上升与环境的恶化，沿海地区率先提出要实现产业升级。产业升级涉及方方面面，这里探讨的是它对原有各生产要素提供者的影响。
我们以珠三角为例来进行探讨。
目前，珠三角以出口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提供资本、管理与销售渠道的主要是外商，提供土地与职工住房、收取租金的是本地乡村居民，而劳动者则以外来民工为主。珠三角产业结构能够比较顺利地从以农业为主调整为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是因为调整中出现了各相关方“三赢”的格局。
珠三角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的外商，绝大多数原本在港台经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随着港台地区生产成本的上升，他们把工厂迁到珠三角，一方面利用珠三角相对低廉的土地与外来民工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又就近依靠香港进行出口。因此，这些外商可以继续从事自己熟悉的行当而不必另起炉灶。对珠三角本地乡村居民来说，他们顺利地完成了由务农到坐收房租的转变。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工人职业素质的要求不高，外来民工可以胜任，而务工的年收入又高于外来民工在家乡的务农年收入，因此，外来民工也乐意到珠三角务工。
但对珠三角的外商、本地乡村居民与外来民工来说，正在进行的产业升级却在不同程度上给他们造成困扰。
在遭遇产业升级时，从事劳动密集型制造的外商有两种选择：随产业升级而转换行业或转移到其他适合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的地方去。但其所掌握的管理技能与营销渠道主要是与所从事产业相适应的特定知识，转换行业意味着放弃原有经营管理优势而另起炉灶。如果不是未雨绸缪经过长期准备，转换行业是不容易取得成功的。因此，当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生产成本上升时，再次转移似乎是外商顺理成章的选择。
问题在于，经过20多年的发展，珠三角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与生产能力相匹配的若干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业链。如果少数外企迁到内地某个地区，固然可以通过聘用当地民工降低用工成本，但不完整的产业链会导致原材料配套成本的上升。如果迁到内地某个地区的外企足够多，可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但当地民工势必供不应求，而使用外来民工的成本未必低于珠三角。同时，随着内地与沿海距离的增加，物流成本也会增加。正因为如此，面对珠三角的产业升级，当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商感到进退两难。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聚集与大量外来民工的进入，给珠三角本地乡村居民带来了丰厚的租金收入。珠三角产业升级后，不管发展的是技工密集型制造业还是高新技术产业，都会导致租房的外来民工数量大幅度下降，从而影响到不掌握其他谋生技能、全部或主要依赖租金为生的珠三角本地乡村居民的利益。
珠三角现有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使用的主要是35岁以下的青年民工。这些民工进入中年后，绝大多数很难找到工作而不得不回家务农。产业升级需要大量技工，而技工至少需要接受中等职业教育。但当民工的子女达到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年龄（16~19岁）时，他们的父母已经失去了继续从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工作的机会而回乡，因而无法为子女接受职业教育提供费用。没有接受职业教育，意味着绝大多数民工子女失去了成为技工的机会、失去了获得稳定的足以使他们进城定居的终生收入，从而失去了垂直向上流动的可能。换句话说，产业升级后，不需要技能的普通工人岗位的减少，会影响到没有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民工子女的就业与收入。
目前，受到珠三角产业升级影响的各相关方中，外商正通过商会、境外媒体等途径向地方政府施加压力，以延缓产业升级的步伐。珠三角本地乡村居民与地方政府之间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政府在推进产业升级时，不可能不考虑他们的利益。相比之下，外来民工属于弱势群体，没有影响珠三角产业升级的能力。但产业升级引发的对民工家庭代际收入的不利影响，会产生一系列妨碍社会和谐的问题。
如何在推动“中国制造”升级的同时，照顾到各相关方的利益，使产业升级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最小化？这是产业升级中需要同时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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