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早该实施的制度，为何姗姗来迟？本届中央政府的民本意识，是国家与民众的希望所在。信息产业部在新的资费政策尚未出台的情况下，赶在2007“两会”前高调支持各地“单向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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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往事让人感慨，即便是当时的境外股市坏了咱们内地的好事，但部长承诺的“两年不变”过后呢？即便是移动、联通当时拟推的单向收费准备不够，仅仅是迫于舆论压力赶鸭子上架，但后来既然他们自己都已经主动推出部分变相的单向收费服务了，有关部门为何还是“一年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呢？2000年至今已经7年，真正的手机单向收费，仍受制于价格管制而尚未真正展开。如果不是因为电信小灵通的杀入加剧竞争，逼使移动联通“遇到红灯绕着走”，消费者、运营商、股市投资者与国家的潜在损失又将有多大？
这个“四角关系”的案例说明了什么？大众眼中直觉上的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对立与博弈关系，在现实中国其实远非问题的全部。二元论解释不了手机单向收费的历史；政府对于市场，也未必有绝对的强势。
本届中央政府的民本意识，是国家与民众的希望所在。信息产业部在新的资费政策尚未出台的情况下，赶在2007“两会”之前以口头方式高调支持各地“单向收费”，也许能够使“双向收费”真的成为一个历史的陈迹？
在这个案例中，问题最后的解决，无疑还需要政府恰当地引入与发挥市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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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单向收费进程
1997年5月，原邮电部拟定单向收费方案，上报原国家计委后搁浅。
1998年5月，信息产业部宣布：手机单向收费的可行性方案尚在研究之中。
2000年6月16日，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张春江称，信息产业部支持单向收费。一个月后，该部有官员称：单向收费方案已报国务院审批。
2000年10月，当时信息产业部官员透露“双改单方案等国务院批准就能实施”，导致中国移动、联通的股票大幅缩水。直到一周后信息产业部出面否认此传言，两公司的股价才回稳。
2000年12月，时任信产部部长的吴基传明确表示，两年内不可能调整移动电话资费。
2003年，小灵通全国放号，中国移动推出新品牌“大众卡”准单向收费。
2004年3月，单向收费第4次实行建议提交“两会”，但年内难兑现。
2005年12月，厦门移动和厦门联通尝试借道“话费套餐”，试水单向收费。
2006年2月，上海联通和上海移动率先以“准单向收费”表明态度。
2006年11月，中国移动三大品牌产品全球通、动感地带、神州行在天津全面单向收费———这是全国第一个引入单向收费的城市。
2007年1月，广东移动宣布：全球通2月单向收费；广东联通宣布，全部品牌2月逐步单向收费。
2007年2月，手机单向收费在首都北京破冰。
作者：西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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