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在高通CDMA中国发展的历史中，有过几次机会，高通只要抓住一次，就足以改变世界，但是在知悉内情的人看来，高通因为与人打交道不够“诚信”，致使每次都失掉了机会。
可以说，在高通CDMA中国发展的历史中，有过几次机会，高通只要抓住一次，就足以改变世界，但是在知悉内情的人看来，高通因为与人打交道不够“诚信”，致使每次都失掉了机会。
比如：当初中国邮电部对CDMA非常感兴趣，甚至已经决定中国要全网上CDMA，但最后却是GSM成为二代通信标准，由此影响了整个世界的通信格局，这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再比如：当年高通抛下邮电部私下与辽宁省达成协议，这是为什么？还有，高通CDMA的两个强劲对手TD-SCDMA和LAS-CDMA的产生是不是和高通有关……
在CDMA发展的很多关键时刻，重重内幕因为当事人的闭口不提而蒙上历史尘埃。但在今天，这一个个不解之谜在知情者的透露下，正在浮出水面。
毁约日庆公司 高通失掉第一个机会
高通想进中国开拓市场，谁都很清楚，但为什么高通总是不能如愿呢？
从90年代初开始，高通就一直想进中国，但它每次进中国都会受到挫折。对此现象，老雅各布总是把原因归咎于中国政府，说是中国政府不让他进来，最后向美国政府求援，向美国参议员说中国政府不让CDMA进中国。在他的游说下，美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听信了高通的说辞，给中国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一定要让CDMA进来。
但美国政府不知道，其实责任并不在中国政府，而是高通自己毁掉了一个又一个把CDMA引入中国的机会。
实际上政府从90年代初，就很想引进CDMA。只是高通本身一次又一次地不了解中国的文化，不了解中国的人际关系和做事的方法，把几个历史性的机遇都丢掉了。
高通CDMA进入中国的早期情况，知悉情况最深的是一个叫日庆的公司，它是当时负责高通在中国一切业务的公司。虽然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日庆公司的存在，但在当时，日庆公司对高通CDMA进入中国所起的关键作用谁也无法抹杀。
日庆公司是一家韩国公司，当时在香港和韩国都很活跃，是一个完全做电信业务的公司。它曾经代理阿尔卡特光纤、代理程控交换机、代理韩国的很多大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日庆公司的负责人叫金昊墉，是一位韩国人。另一个在中国至关重要的负责人是陆雁。
日庆公司在香港、北京、汉城都有办事处。那个时候韩国的CDMA刚刚开始，金昊墉觉得CDMA不错，就想把这个技术介绍到中国来，高通就请他和陆雁做顾问，和他们签订合作协议。约定CDMA引入中国后跟他们分成；并答应日庆，把CDMA引入中国后，由日庆独家代理高通4年。
金昊墉和陆雁开始花钱运作，从1991年到1992年，在中国到处开研讨会。第一次把CDMA介绍进了中国。
这时，邮电部(信息产业部前身)对CDMA表现出明显的兴趣，组织了很多研讨会。当时中国还是模拟手机，GSM在中国也并没有发展，实际上邮电部内部已经决定：要全网上CDMA。
知悉这个消息后，日庆公司花了很大精力去做这件事情。大约在1993年年中，金昊墉和陆雁陪同中国邮电部副部长朱高峰及邮电部代表团到韩国及美国考察CDMA。他们的行程如下：
1993年7月5日，代表团抵南韩与政府部门会谈；
7月9日，代表团抵美国旧金山并参观劳拉太空公司；
7月12日，抵美国圣地亚哥与高通签合作备忘录；
7月18日，抵华盛顿与美国FCC会谈；
7月18日，美国宣布CDMA IS-95为第二代数据移动通讯标准之一。
邮电部副部长朱高峰访问高通公司的时候，来到了老雅各布的家里，在他家里签下了一份备忘录，内容是中国全网上CDMA……高通本来在那个时候就快成功了。
但是当朱高峰副部长访问美国以后，老雅各布就觉得不再需要这两个顾问了，就毁约，根本不承认日庆公司有4年的独家代理权。老雅各布把这层关系砍掉后，CDMA在中国的进程就慢下来了。
在这竞争的节骨眼上——联通公司出来了。1995年，联通宣布用GSM做第二代技术标准，很快邮电部也宣布采用GSM标准。
关于邮电部为何会上GSM，比较多的说法是：联通既然已经上了移动电话，邮电部已经等不及当时还不够成熟的CDMA。但其实两个技术的成熟度不会相差6个月，GSM是比较成熟一点，联通上GSM的理由主要是因为GSM当时有6、7个公司供应设备，而CDMA只有摩托罗拉有设备(当时高通还没有开始生产设备和手机)，说邮电部等不及CDMA，但是为什么等不及呢？如果当时和邮电部的关系好，6个月还是可以等的。
毁约日庆公司后,高通第一个历史性机会就丢掉了。
高通背信邮电部 失去第二个机会
中国政府当时虽然上了GSM网络，但也没有放弃CDMA。
1995年，又一个机会来到高通的面前。当时，邮电部与高通谈判，希望合作发展CDMA，已经具体到了组建合资公司的地步。据了解，当时拟建的合资公司架构是这样的：506厂(现在的首信)持股40%，邮电科学技术研究院持股9%，高通公司持股51%，高通公司获准在中国建5个实验网。
据了解，当时中国方面主谈的人是大名鼎鼎的周寰。周寰是邮电部科技司司长。双方已经谈得差不多了，但这时高通却突然提出一个“第3方专利纠纷”的问题，说CDMA核心技术中由于涉及其他公司的产权问题而导致的法律纠纷应由合资公司承担，因而赔付应由合资双方承担，而中方则坚持应由高通公司单独承担。双方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僵局。
这时，高通竟然暗渡陈仓，私下里瞒着邮电部和辽宁省签定了一个协议：准备和辽宁合资生产CDMA设备。
根本不了解中国国情的高通，立马尝到了这种背信弃义行为的后果，邮电部当即中断了和高通的一切谈判。邮电部要求高通道歉，但老雅各布却不肯道歉。
与高通中断合作后，506厂和诺基亚成立了合资厂，生产GSM手机，也就是现在的首信诺基亚。诺基亚在中国能有今天，完全是高通自毁了到手的机会。
另一方面，还有一个令人深思的事情：这件事情对周寰的触动应该很大，他后来担任大唐电信的董事长，一直坚持研发TD-SCDMA，可见与这件事是有一定关联的，就是他他觉得中国一定要做有自己知识产权的产品。
不过，这一次高通没想到的是，它不但毁了一个已经到手的绝好机会，还为自己造就了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
高通过河拆桥 失去第三个机会
1997年，中国决定用长城网发展CDMA，这意味着高通还有机会。
果然，1998年，高通的机会又来了。然而事情演变的结果，是高通毁掉了这第3次到手的机会，原因还是因为高通“过桥拆板”。
这其中一个关键人物就是现在的方正连宇董事长、原沃达丰副总裁兼首席科学家李建业。应该看到，李建业博士是高通的大恩人，虽然现在高通并不提他。
1989年2月的时候，高通还只是一家小公司，雅各布和副董事长维多比去拜访李建业博士，希望能获得一个20万美金的合同以研制和发展CDMA——为了一个20万美元的合同老雅各布亲自出马，可以想象当时高通是多么的弱小。
李建业很爽快，他列出了几个问题。告诉高通：“要是能解决这几个问题，我就给你100万”。高通拿着这几个问题回去彻夜攻关，6个月后解决了这几个问题。这100万美元不仅是资金支持，更重要是它代表着一个运营商的肯定，马上就吸引了很多的人来。另外高通的第一个测试网，就是在洛杉矶沃达丰的网上做的测试。不仅如此，李建业还在很多标准组织里为CDMA打拼。所以李博士从头到尾，对高通的帮助非常大。而且，李建业把CDMA引入中国也不遗余力。1992年，他来到中国大力推介CDMA。
1998年，高通的第3个机会到来了。李建业和高通的副董事长维多比来到中国，和中国政府签订了协议。在协议中，高通答应不收入门费，不收提成费，换中国3个省上CDMA——随便他选3个省。
高通拿了这个协议以后，就回去透露给了媒体。结果高通股票大增，升了以后呢，高通毁约了。当时他们可能又觉得3个省太少，想多要几个省，但为什么在股票大升之后毁约？结果是一个省也没有。
这样一来，维多比很没有面子，李建业在这个事情当中做了很多工作，却是这样的结果，也很没有面子。后来，李建业和北邮的教授李道本合作，成立了连宇公司。连宇发展的LAS-CDMA被认为是完全跨过了高通的专利。
而高通首席科学家，被誉为“CDMA之父”的维多比，也在2000年离开了高通。（转自it时代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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