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３月２７日《法制日报》报道，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３日，南京王小姐取款时遗忘了银行卡被盗走１万元。报案后，王小姐从警方那儿看到一陌生男子取款的监控录像。可２０多天的等待，案件毫无进展。得知此事后，中华心理教育网和“西祠胡同”共同发出了“网络通缉令”，公布了陌生男子的肖像照片和取款过程。２月２５日，该陌生男子因经受不住巨大压力，投案自首。
正方：可补充警力不足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政府法制局王学堂、河南省虞城县检察院谢敏：当公权力救济不能及时到位的时候，应允许私力救济。换句话说，公安机关的办案力量是有限的，网上发布通缉令有助于公民协助公安机关办案。
再者，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是我国打击刑事犯罪屡建奇功的一大法宝，刑事诉讼法第六条也把这一成功经验规定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要求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时必须依靠群众，被害人是群众中的一员，发动其参与破案的效果值得期待。
综上，笔者认为，“网络通缉令”可行，应当给其开启一扇阳光的大门。这个问题就像前几年讨论“私人侦探事务所”时一样，其实在国外，“侦探所”是合法的，是对国家警力不足的补充。那么，“网络通缉令”为何不能像“私人侦探所”那样，在中国也生根发芽，发挥积极的作用呢？另外，“网络通缉令”不仅仅是对警力不足的补充，它还能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敦促犯罪嫌疑人早日服法。
反方：属滥用网络自由
山东省济宁市城郊地区检察院李弘：网络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网络而衍生的一系列问题也接踵而来，发布“网络通缉令“就是一种缺乏理性滥用网络自由的行为。
发布通缉令是一种严肃的刑事侦查措施，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公安机关有权在本辖区内发布通缉令，其他任何机关、组织、个人均无权发布。而且，公安机关也要在掌握一定证据、履行一定程序后才能发布。而大多数“网络通缉令”并没有经过严谨的证据考证和逻辑推敲，加之网上发布信息具有随意性，发布“网络通缉令“往往会成为网民宣泄情绪甚至达到个人目的的工具。更令人担忧的是：“网络通缉令”会削弱和影响真正的通缉令的权威性和震慑力。
发布“网络通缉令”也缺乏法律根据，如果提倡，很容易侵犯其他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我国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发布“网络通缉令”时，如果公布了他人姓名、住址和照片，可能会侵害他人的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等权利，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网络虽然是虚拟世界，但依然要受现实社会中的法律、规则与制度的约束，所以，在伸张正义和彰显道德的同时，我们还要多一份理性的思考。
第三方：可加强监管授权发布
山西省晋中市检察院陈长均：“网络通缉令”不但能协助公安机关破案，而且有助于营造群众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社会氛围，对犯罪分子起到震慑作用。当然，按照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公安机关有权发布通缉令。但是，并不能因此将发布“网络通缉令”一棍子打死。对于“网络通缉令”这一“新生事物”，如果通过立法从实体和程序上加以规制，建立严格的“把关”机制，如经公安机关审批、授权，公安机关予以正确引导，加强监管等，将能充分发挥其现代科技手段的优势，让犯罪分子无处藏身。
网友观点：
杭州市民沈向阳：允许发布“网络通缉令”，有百利而无一害。尤其是当遭遇盗窃、诈骗、抢劫……而公安部门一筹莫展或者无暇顾及时，或许“网络通缉令”能使案件柳暗花明。所以，网络通缉令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而不是打压、限制和排挤，尤其是在公安部门人力有限，治安形势日趋严峻的当下。
河南省永城市检察院李栋：从社会效果上看，发布“网络通缉令”容易造成管理上的混乱。因为其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通缉令，而是由普通网站或网民自由发布，未经官方审查，真实性无法确保，一旦“放开”，缺乏监管的“网络通缉令”很可能会“满天飞”，个人隐私随意被公之于众，社会公众岂不人人自危？这种负面影响不能不考虑，我认为“网络通缉令”当禁止。
辽宁省阜新市太平区检察院王继学：将“网络通缉令”一棍子打死并不现实，一是确有现实需要，二是“网络通缉令”的发布，只要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就不会构成违法，不能强令禁止。在“网络通缉令”发布的负面效应日益凸显的今天，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一行为进行引导和规范：一方面加大网络管理的立法进程；另一方面各家网站要加强信息管理，阻拦恶意的“网络通缉令”内容，否则将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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