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亲临现场即可破案”，这个“福尔摩斯”似乎比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更神奇。然而，这个“福尔摩斯”并不是具有“千里眼”和“顺风耳”等特异功能的特殊人物，而是一群自称“网络福尔摩斯”的上海青年白领。“网络侦探”成为流行，窥探网络事件、网络人物的背后细节、隐私、背景成为互联网上一些群体最热衷的活动，许多网络事件当事人纷纷被公布地址、电话、工作单位，甚至身份证号码，给当事人带来巨大的压力。
“人肉搜索”、“扒皮”互联网上新势力
这些自称维护正义的“网络福尔摩斯”们利用每天茶余饭后的时间，瞄准每一个网络红人和热门事件，收集网络中点点滴滴不易发现的蛛丝马迹，直至查出这些事件当事人的真实身份和资料。而这些“网络侦探”所用的侦破方法就是“人肉搜索”。
一个在网上多次参与“侦破”并自称“网络福尔摩斯”的上海女白领说，第一次参与网上侦破是那件著名的海艺学生虐师事件，“我当时就和网上的好友一起通过视频截屏以及服装上的细节来进行分析排除，最后大家得出了该学生所属学校的结论，在大家的声讨下，这个学生终于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并向老师道了歉”。
作为越来越流行的热门词汇，“人肉搜索”成了很多人关注的焦点。其实所谓“人肉搜索”就是由人工来参与解答的一种搜索方式。遇到困难的人会在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社区和论坛上提出问题，有这方面知识或者经验的人会对其进行解答、分析。
现在，“人肉搜索”用的最广泛的、最能体现巨大威力的还当属“网侦”们对网络热门事件当事人的“扒皮”行动。对于每一次的网络热门事件，“网侦”们几乎都会兴致高昂地参与“侦破”。从网络虐猫事件到海艺学生虐师事件，从女白领的“死亡博客”到“赤裸特工”事件，每一次都能把当事人的真实个人资料“扒”得一览无余。
“人肉搜索”正义还是暴力？
“人肉搜索”的对象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其中最具争议的还是对人的搜索。来自五湖四海、成千上万个人通过不同途径从不同角度对同一个人进行搜索挖掘，很快就能掌握这个人的所有信息。“网络侦探”们在寻找事实真相的同时，往往也“人肉搜索”出了当事人的照片、身份证号码等个人隐私。“人肉搜索是网络优势的体现，这是一种不可控的自由”，“之所以拼命去曝别人的隐私其实就是为了正义”，“很多时候那些不道德的事情让人感到气愤，之所以要把他找出来就是想给他点教训”，一位曾经参与过“人肉搜索”的网友说。记者采访的上海网友中，不少人对于这种方式都持一种支持的态度。
一位在外资企业长期从事网络管理的潘先生则说：“有些‘人肉搜索’可能从法律上来说不一定合法，但是从道义上说未尝不可，很多时候也是维护正义的一种行为。而且‘人肉搜索’有时候也不仅仅是普通网民才参与的，网站的管理员也会参与进去。作为时刻监控网站的网管，当一些不道德的事情发生时，他们也会利用自己的身份之便协助其他网民进行‘人肉搜索’。”“‘人肉搜索’一方面能够帮助有困难的人很快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另一方面毫无顾忌地公布别人的隐私甚至影响到当事人的家人朋友，这确实让人感到恐怖。”在一家美国公司供职的王晓巍说。
对此，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于海认为，网络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信息便利，但另一方面因为它的匿名性也存在很多问题。但不能因为网络的匿名性就动摇了我们日常生活的规则。无论是在网上还是日常生活中，错的就是错的。即使以一个好的名义去追究别人的过错，也不能越穿道德界限，因为大家在执行一种正义的过程中是在执行一种私刑，也很可能就违反了另一个更大的正义，这是互联网上经常发生的事情。人人都可以来做道德评价，但是不能人人都来当警察。对于网络来说，抵达面是公共的，但是执行者都是个人，所以造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些困惑。
那么，“人肉搜索”能不能够成对相关当事人隐私的侵犯，法学博士后李建伟认为，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主要还是看公布的信息属不属于个人隐私的范畴，“而这个界限其实很难界定，”李建伟说，“只要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禁止的，一般都不属于违法。”
道德准绳能否约束“搜索暴力”
不可否认，“人肉搜索”很多时候是一种无奈。许多明显违背社会道德的事件，未必违法违规，很难得到惩戒，于是网友就利用互联网的特性，自发进行“侦破”，目的还是希望用社会道德评判来约束不道德行为。但“人肉搜索”强大的力量背后还是会有一些失控、过火的局面出现。“其实，我们可以考虑从技术上来区分各种网络行为，使那些最容易发生权利侵犯的、对他人的生活造成干扰的或者一些明显会造成严重社会后果的网络行为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去辨认。另外，网络也应该加快自身的法律进程。互联网应该有一些法律准绳，法律也要对网络的一些行为有一些区分，某些时候要进行一些干预，让大家知道在网上还是有可能违法的，这样或许可以使‘人肉搜索’的负面作用少一些。”社会学教授于海说。
对此，法学博士后李建伟认为，从法律层面来讲，如果一个人的某些信息可以让身边的朋友知道，那就不属于隐私，而且互联网这种方式也很难去追究相关当事人的这种发布和传播行为。因此，“人肉搜索”更多的是道德领域的问题，对于其不利的一面，更多的是需要道德机制而不是法律机制来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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