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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小区或者商业区设置站址费用颇高。以北京王府井一机房为例，年租金就达上百万元。
目前，中移动经过多年积累在天线塔上具有明显的优势，而电信和联通则逊色许多。据深圳一家证券公司电信分析师介绍，电信从联通手中购买2万个站址，与联通共享8万个站址，也就是说这8万个站址中，电信拥有4万个站址的产权，这样电信实际上拥有6万个站址的产权，10万个站址的使用权。
联通在鼎盛时期有20万个站址，现在可用的站址在18万个左右。而中移动的站址多达30万个。
站址的多少，决定了信号覆盖能力的大小，也就是用户体验的好坏。
为了发展全业务，中国电信现在希望，与中移动站址共享，也就是说自己不必再选址，在移动的铁塔上挂上自己的无线发射设备。中国电信主动提出的互换代价是，可以提供其地下的光纤传输网。
“地下光纤对于移动来说意义并不大，中国电信相当于用自己的芝麻换移动的西瓜。”上述电信分析师认为。
电信内部人士则以自己是电信母公司自居。“第一次电信重组时，移动拿到了最好的网络、技术上获得了最宽的带宽，也没有人员上的包袱，相当于得到了偏袒，这可以成为电信和联通要求不对称管制的有效论据。”上述分析师说。
中移动内部对于接二连三的“削藩”政策，深感无奈。一位广东移动高层表示:“电信与移动共用基站，是物理性的协调，实施起来困难比较大，比如移动可以提出无线铁塔的承重等难题，拒绝电信的要求，但是，联通单向漫游是网络间的，是国家政策，这个移动也无力拒绝，实施起来也很容易。”
非对称管制
在允许中国联通 “单向网间携号漫游”的新政中，业界又看到了“非对称管制”的影子。
“非对称管制”出现在电信业中，始于上一次分拆。
在“非对称管制”指引下，为了扶持相对弱小的中国联通，工信部的前身，原信息产业部要求移动最低资费不得低于中国联通。然而，国家鼓励基础语音业务资费不断下调又与决策者的基本愿望相矛盾。中移动给用户的话音优惠以各种方式推出，用于保护联通的这一政策，在实际上效果并不明显。
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国联通用户为1.3亿左右，而中移动早已经突破4亿，是前者的近4倍。
实际上，联通在语音业务资费上并无优势。工信部9月8日公布的中国移动《关于增加TD-SCDMA试商用选择性资费方案的报告》指出，TD四类套餐包月价格从10元至100元不等，本地被叫免费，本地主叫首3分钟0.22元、以后0.11元/分钟，这种资费标准与当前的固话资费已经非常贴近。
因此，在今年电信重组之前，“非对称管制”并未发挥政府主管部门希望看到的效力。移动对非对称管制中给予联通的种种特权，并不以为然。
而在政府再一次捉刀电信重组之后，“非对称管制”重新被提起。
中国电信董事长王晓初在今年电信中报业绩会上也提到:“在重组后将会有非对称管制措施出台，且出台的非管政策都是符合中国电信长期以来的要求的。”
巧合的是，8月25日的中国联通和中国网通业绩报告会上，中国联通董事长常小兵对运营商已参与政府组织的运营商不对称管制措施讨论毫不讳言。
中国网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左迅生表示:“相信政府未来会推出不对称监管政策，以解决电信业失衡问题。”
不久，中国移动董事长王建宙则回应，中国移动已经承担了非对称管制的内容:中国移动已承担大量社会责任及财务负担，包括发展相对不成熟的TD-SCDMA以及“村村通”工程投入183亿元等。在电信重组过程中，中国移动合并400亿元债务的中国铁通。
一切尚未定局。不过，正是这一政策，使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看到了进攻的新机会，它们不会就此止步。
闫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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