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岗”已成为历史名词
中国经济周刊10月27日报道 剪皮，走线，机梭飞转……这是一个手艺娴熟的补鞋师傅，他叫曹大民，在上海市双辽支路张华浜小区门口摆了个修鞋摊点。拿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原装正版”的下岗工人，和曾经的“待业青年”或现在的“失业青年”不一样，手里曾揣着闪烁着荣光的“铁饭碗”，当年是上海皮鞋厂“正式职工”。
今年54岁的曹师傅，1990年和自己的2000多个同事一样，因为工厂倒闭，一夜之间成为“下岗工人”。
据不完全统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上海先后有100多万国营工人加入曹师傅行列；在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上海，庞大的产业工人群因为所在工厂的关闭、转产和改制，纷纷下岗，组成一道别样的“灰色风景线”。
到了2003年，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宣布：上海市已没有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已全部关闭，成为首个“下岗工人”消失的城市。
“下岗工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最具悲剧色调的“活化石”之一，他们与中国改革开放大时代背景下的其他群体一样，在历经观念、生存和发展的历练与巨变之后，以崭新的生活态度和精神风貌融入社会变革发展的大潮中，不仅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代表符号之一，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
“下岗”已成为历史名词
“双下岗”家庭的“苦乐年华”
傍晚，上海双辽支路有点热闹，燥热一天的市民，三五成群出来纳凉。
2008年7月19日，按照张华浜居委会指点，记者找到了正在小摊修鞋子的曹大民。“这是我的第二份工作。”身着蓝装，黝黑消瘦的曹师傅一脸平静，“我的‘本职’工作是在社区做清洁工。”
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自己现在的月收入900多元，自己必须扩充点手艺，“如果不是女儿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家三口生活还过得去”，供孩子读书，使自己家在经济上“有些压力”。
记者调查了解，在上海较早下岗的工人中，与曹师傅处于同样生活际遇的有不少。三口之家月收入不足2000元，供养一个读大学的子女，生活显得“捉襟见肘”。
“这两年物价涨得老高，钱不值钱，粮油价格都在翻倍，一进菜市‘钱包’就‘吃紧’，我们只好在日用方面减少开支，生活总得过下去的。”闵行区虹莘路红明小区卢大妈面对记者有点激动。
这位1994年从上海第15棉纺厂下岗的卢大妈说，好在精打细算，还可以过得去。她把自己的置换房“借”(出租)了出去，每月有1800的房租收入。“正好可以支付在上海师大就读儿子的生活费，自己住差点不要紧。”卢大妈告诉记者。
上世纪80年代末，卢大妈的爱人就从上海畜产常丰食品有限公司下岗了，属于典型的“双下岗”家庭。
2008年6月16日，在有关方面配合下，记者在上海的静安新城小区对下岗工人作了一次粗略的调查。下发问卷100张，回收91，调查对象是45~60岁的国营企业下岗工人。
收回的问卷表明，夫妻双下岗的家庭比例相当高，占了66%。而且，他们的家庭结构较为相似，都是夫妻俩带一个正在读书的孩子。
这些人大都从城中心静安区迁来。拆迁时，或许为了“心理安慰”，当地政府把这个小区取名“静安新城”。据不完全统计，这里住着下岗工人2000余人，可以说是上海市“下岗工人”的一个社会缩影。
“哄闹”的龙茗路两侧，不少是下岗工人摆的地摊。
去年，上海市允许部分街道“摆滩”，也为许多“下岗工人”扩大了自己的“生存空间”。
“双下岗”家庭中，有50%的被调查者“碰到了经济困难”，尤其是家庭中有子女在上大学的，但是他们大都相信“困难是暂时的，孩子一毕业，找到工作就好了。”
受调查的吴女士今年47岁，儿子在浦东建桥学院读大三。“我们夫妻一个月收入平均起来3000左右，节约一点，再咬咬牙坚持一年，等孩子一出来(毕业)，找个差不多的工作就好了。”吴女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这是理论层面的‘双下岗’，但不是时下说的‘零就业’。因为他们还在外面做点买卖，还算是有生活出路的。其实，‘双下岗’是指夫妻俩同时下岗，无生活出路的。”该小区居委会黄先生补充。政策扶助“下岗工人”从1996年开始，上海市对新增劳动力发挥“市场配置”的作用，“斩断”福利体制对劳动力市场的“干扰”，在全国率先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为国企冗员分流架一座从“企业到市场”的桥梁。
据《中国经济周刊》调查了解，在1997~2000年期间上海市第一批下岗的工人，当时大都在50岁以上，在社区或居委会的帮助下，都找到了一份“工作”(少数兼职)，有的通过房子的调租，加上普遍覆盖的失业保险，完全可以解决“温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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