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中国，民意除了传统的表达渠道，正获得一个越来越有力的新渠道——网络。
长久以来，我们为了治疗传统渠道的闭塞和不通而费尽心思，然收效甚微。与此同时，自民间萌生并迅速壮大的互联网，却正在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在监督执政者和惩治腐败上，人们已经越来越倚重于它。
最新的例子发生在湖南，主角是浏阳市广电局的副局长许征。有人在网上贴出他两年前的几张消费账单，账单显示，他频繁出入于洗浴中心等娱乐场所，用公款支付“足浴中心”、“水疗”以及“其他”项目。
他不得不为此前的行为付出代价，目前被停职，正在接受调查。在传统的监督下，他安然无恙度过两年多，最后被网络揭发，却在一个星期内得到处理，这种对比意味深长，或许能揭示网络为什么正在日益重要。
许征并不是第一个倒在网络反腐之刃下的官员。面对传统监督体制的低效和不公开，人们逐渐倾向于将举报和抨击诉诸网络。而当为数众多的人都作出同样的选择，便在网络上形成巨大合力。
近一年以来，网络上掀起反腐和问责的洪流，从深圳海事局党委书记到南京市的某区房管局局长，从公款出游的官员旅游团到公款消费的村主任，每一次揭露都在网上引发激烈的舆论浪潮，并迅速转化为有关部门的问责，其效率之高、速度之快，与传统监督制度的拖延形成鲜明对比。
而在网络新显现的巨大威力面前，官员们也开始正视它。一方面，有人为因网络而落职的同僚抱屈，认为网络缺少必要的监督和管理，是“网络暴政”，另一方面，他们也主动或被动对与自己有关的网络声音表达回应。在山西省，官员们甚至建立起专门处理网络民意的工作机制——网络获得了许多传统表达方式所无法得到的待遇。
作为民意的表达渠道，网络使官员们重视乃至畏惧，是令人欣慰的，即使这种重视尚没有完全制度化，发生作用的范围也还受到局限。但作为一种延伸性的反思，我们必须承认，目前的网络反腐盛行乃至网络独大，是生长在传统监督机制堵塞的畸形土壤之上的。我们对此进行反思，不是希望网络监督销声匿迹，而是希望其他监督渠道也能同样活跃。
对于权力的监督，应该既来自权力本身，又来自权力之外。具体而言，在我们的当前体制中，纪委和司法系统，乃至于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都可以作为权力为自身公正而设立的屏障，理应成为反腐的第一道防线。与此同时，外界的监督，尤其是报纸、电视等媒体的监督，同样不可缺失。
对网络的正确定位，应该是把它作为民间监督的一种新兴方式。它原本并不具有比其他媒体更大的力量。但如今，它成为人们最信赖、最愿意求助的方式，恐怕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是不是其他渠道出了问题。
简单的否定并不公允，但是我们应该思考：传统的民意表达渠道会不会因为过于严格的层级管理而陷入官僚化？或者会不会因为不够独立而失去效力？传统媒体的监督有没有因为种种原因而减弱威力，甚至已经失去许多人的信任？只有这些传统民意表达渠道的不通畅，才能解释为什么网络监督当下如此盛行，而且一枝独秀。
网络的力量在于自由表达。对某些多行不义的官员来说，用各种手段腐蚀或压制传统监督渠道，已经成为惯常的选择。不得不承认，许多时候，这些手段起码暂时收到了效果。但面对网络时，他们可能会发现，权力的运作很难有效地阻止不利信息传播——自由和公开，是监督者最有力、腐败者最恐惧的武器，这也许可以为我们进一步修整我们的监督体制，提供借鉴之道。
一个社会的常态，应该是通过固定和理性的机制，将权力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而不是发动每一个人，无休止地直接参与政治运动式的反腐和监督。如今，将民意的出口全部寄托在网络上，而不赶紧修复其他渠道，看上去很像是这个社会的集体孤注一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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