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保护呼唤立法
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漫长却依然期待
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这是个人信息保护的一大进步。
从《刑法》的角度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刘春泉律师认为是一种可行方法，“因为将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上升到刑法层面之后，其震慑力还是很强的。”
但是他也表示，通过《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目前还有其局限性：一方面，法律禁止出售和非法提供个人信息的主体还只是银行、医院等少数机构，像房地产公司这类的商业机构不在此列；另一方面，法律责任的追究只针对信息泄露方，而没有针对购买和收集一方的惩罚措施。
刘春泉说，“从法律上预防个人信息泄露要从源头上管理，禁止个人信息的买卖”。除了刑法的惩处震慑之外，也还需有民法范畴的民事责任赔偿处罚。看来，要真正全面地保护个人信息，仍需期待《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最终出台。
同济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朱国华认为，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之所以困难，最关键的还是国内缺乏对秘密信息进行保护的传统，更不用说机制。在对信息进行立法的层面，上海有一个比较成熟的条件即《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这部法律是从“哪些信息要公开”的角度来立法的，至于“哪些信息不能公开”则没有法律借鉴，对于个人信息保护也是一样的，更要突出“哪些信息不能公开”。
此外，商建刚指出，个人信息保护的重点还应在于对商家的监控，商家必须恪守保护用户信息的义务。同时，在法律架构上，应该增加公安机关对于商家违法披露用户隐私的调查，一旦有线索显示商家泄露用户信息，执法机关应介入调查，查明事实之后给予商家处罚。当然，现在执法机关介入案件调查还缺乏相关法律依据，因为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更显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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