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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这个原因是在哪呢？为什么中国没有建起来？
汪琪：我觉得是这样，其实倒不是说中国的某一个环节做得不好，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包括雪灾、汶川地震等，我们就可以看到政府、企业的反应速度，应该来讲，处理的水平一次比一次好，这些东西一定要经历很多，你才会有感觉，慢慢去建成一个什么样的体系。当然我们更希望可以借鉴国外很多成熟的做法，然后从国家的角度，一套成熟的体系来去应对各种各样的灾害，这样我相信在将来的防灾减灾方面，我们的应对措施会做得更好，但是这个我觉得还需要时间。
记者：5.12地震灾害，您觉得我们从中对灾难备分和灾难恢复工作的启示和思考，得到哪些收获？
汪琪：从地震这一次的角度我觉得有几点，一点就是我们说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集中管理的氛围，或者说一个虚拟的机构，不一定像美国那种形式，但是需要一个机构，在这个机构下，他要有非常合适的资源、队伍、权限，具有非常快速的一个汇报和决策机制。比如说像这种地震，你就要适合，你要有地震救助的装备，你平时要知道这样资源在哪里，并且在紧急事件发生的时候，你要有对他调动的权限，这些我觉得我们现在做的还不是很充分。然后接下来，我们需要有一套协调机制，就是公共机关和这种社会民间的力量，进行救助的时候，实际上它是要有一个机构。
其实我们这一次汶川大地震有很多的志愿者，有很多的民间组织，不远千里万里，这些民间组织的力量很多时候怎么说呢，我个人认为，没有充分释放能量。大家的热心热情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真的是需要协调，协调的机制，能够去有效地组织和利用各种资源，在某些情况下并不是说来就是好的，也许在某些情况下你不来，或者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出力是最好的，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需要有一个专业的装备，专业的人员非常流畅的快速的汇报和决策的机制。
灾备事业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记者：灾难备分和灾难恢复在目前国际上发展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有关的部门和组织跟国际上的交流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汪琪：国际上这一块的发展，我觉得基本上也是走了两条路，一个是官方的地方，更多的是属于灾害的防灾减灾救助。这一方面我刚才已经谈了很多了，各种机构的设立，各种机构的撤并，各种法律法规不断的完善，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从人的这些战争经验而来的，逐步向民生这一方面发展。当然现在我们大家所面临的灾害来讲的话，会有不同。恐怖分子的袭击，现在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灾害的焦点，这个如果10年前大家可能还不怎么看重；另外，现在的公共卫生事件，像我们有很多同事都帮我们的客户，帮我们的一些企业和政府单位做禽流感、猪流感的演练，非典的防范一些测试，这种公共卫生事件近几年也是成为我们一个重点，所以从政府的角度上一个是从机构上怎么样变革，去适应灾害场景的变化，另外一个就是更多的借民间的力量，去做好整个灾备的体系架构这样一个事情。这是一块。
第二块就是企业这种组织机构，他们更多的是去关注的跟自己相关的利益，怎么样保护我，怎么样保护我的行业，怎么样让我的功能能够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尽量受到的损失减少，而且尽量的恢复，这一块我觉得对国内的关注度，不如我们公共利益这一块来的大，但是这一块其实特别重要。这一块是整个社会能够恢复的基石。尤其在一些重点行业，在基础行业，命脉行业中如果出现了问题，他们带来的影响，那真的是一个综合的全面的灾难。
记者：我们国家现在灾备状况在全世界来看，你个人觉得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汪琪：相对来讲，中国是属于起步较晚、起步低，因为我们真正国家这一块是从2000年左右开始的，国外可能是从80年代开始的，所以确实是起步较晚，不过我们的建设速度较快，局部水平较高。局部水平高是指什么概念？主要在信息系统领域和重点行业，信息系统领域的建设水平相对来讲是普遍比较高，或者换句话来说仅仅是特别重要的机构和企业，他们才去关注。所以就拉高了整体的水平，但整体普及性跟国外差很远。
记者：像过去咱们国家那种闹虫灾、雨灾，是不是我们也需要这种灾备的投入？
汪琪：这个就是属于防灾减灾,实际上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对灾害的应急，实际上不外乎几步，在灾害当中的应急处置，尽量把灾害的范围和影响控制到最少，同时给灾民一些应急的援助,最起码的生活保障，灾后的援助重建、规划这些东西是灾后的建设,然后让大家能够重新走上正常的生活轨道，然后还有对类似灾害的评估。对相应的这种体系进行调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灾害，都不外乎这几方面的工作。
实际上,比如说有虫灾，风灾或是水灾对国家来讲，首先就是要评估它的影响范围,影响的程度，深度，然后紧急的措施是什么？相应的队伍，相应的专业部门怎么去处理？你刚才谈到的虫灾，虫灾在美国来讲也不是FEMA的范围，虫灾是农业部的范畴。在中国也应该是同样这个体系，但是你评估了之后，你相应的这个部门，相应的专业的队伍，能够迅速的反应，控制灾情把它限制在一定的影响受损的程度，对当地的灾民进行救助，接下来就是对整个灾情的评估、预防，在灾场的重建，人员的迁徙一系列的工作就这样展开了。这其实是需要一套从管理角度来讲是一套集中的和非常专业化的一种队伍。
记者：你觉得怎么样能让国内的大众更多的人认识到灾备，或者说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或者说更多的理解它的意义？
汪琪：我觉得你提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国外这一块的工作是联合来做的，一个是政府来做，比如说我记得我在9.11事件之后，我去纽约，领到一本纽约市政府发的市民应急手册，每一个纽约市的市民都会得到这样一本应急手册，这个里面就会详细的备注一般的灾难的场景，应该怎么样去应对？然后各个部门的紧急求助的电话，一些自救的小常识，这个就是属于政府管理的、政府推广的。第二个是教育机构，在美国一些大学，都有专门开设这方面的学科，这个是你可以直接修灾难恢复、应急管理、业务连续，这是在教育机构可以开课。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行业和标准。像美国的DRII，英国的CPI，也都是一些全球化的组织，他们在全球设立这些标准，并且培训专业的人员，不断的去推广这套体系，这套理论。
记者：您说的培训人员是救援人员还是什么其他人员？
汪琪：主要还是指规划的人员，在业务连续方面规划的人员。救助的人员，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美国几乎，我不太记得数字了，好象是每10个成年人中间就有1个受过CPR心肺复苏术训练，美国的成年人是受过训练的，就是在紧急情况下对人员的复苏的训练。对这种东西它是一个经过长期的积累，深入人心。
我记得我以前在加拿大考察的时候，短短的三个星期，在建筑物里面，做两次消防演练。这种频率在中国的大部分的大楼里面一年都很难遇到。如果大家总是处于这种的环境当中，总是受到各式各样的熏陶，在工作中有消防的演练，回到家里有应急的小册子，上学校有相应的课程，如果你想看得更专业一些，有专业的培训，同时旁边有各种各样的服务商，当然大家处于这种环境，你就会想到这方面的东西，但是在中国这些环境是很难看到的。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记者：在我的主观印象中，您从事的工作要求非常严谨，会不会在工作中有比较枯燥的感觉？
汪琪：其实从事这个行业的工作绝不枯燥，因为我们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比如半夜三点，可能会接到客户的电话，告诉我们，哪里出现了紧急情况，我们这种灾难恢复服务公司会立刻行动，帮助客户解决问题，直至客户的系统、业务得到恢复。所以我们给人的感觉往往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记者：“用兵一时”能起到多大作用？
为了这“一时”，我们需要为客户做很多风险分析的工作，应急预案制定的工作，业务流程梳理的工作，数据、系统的备份工作以及教育、培训工作等，以使客户的灾难恢复、业务连续性体系更加完善，处理、应对灾难的能力更强。
当客户真的出现问题，而我们又能够对症下药帮助客户解决问题，那种感觉其实是非常自豪的。
我们很多专家已经在灾难恢复行业工作了十几年，甚至有的已经工作了几十年，他们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灾难，特别是国外的一些专家，暴动、地震、雪灾、火灾等各种灾难都曾亲身经历过。他们对灾难有着切身的体会和经验，当他们在看待、分析这些潜在风险的时候，角度和理解的深度自然有所不同，我们把它称之为“best practice”，就是最佳实践。GDS万国数据曾多次组织多位专家到国外学习这种最佳实践，并将这种最佳实践传递给银行、证券、保险、电力、政府客户，堂主他们建立了一套有效的灾备体系和业务连续性规划，以应对未来未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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