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原晓娟第二页
击垮娟子的，除了病魔，还有病魔以外的东东。前者来势汹汹，恶煞凶神；后者不期而至，披着温柔的面纱。2007年1月，在被确诊为癌症半年之后，病榻上的原晓娟接到单位通知，称鉴于其身体原因，《时尚》集团不再与她续签劳动合同。此前，她与《时尚》一年一签的合同已于2006年11月到期，合同期满后，《时尚》给了她3个月的治疗期，并通知将相关手术（保险关系）转走。无法估量此事给晓娟内心造成的伤害。谁都知道，在今天的中国，重病加失业意味着什么。娟子好强，对劝她跟集团老总求情的同事说：“我不去求他”。虽然她知道《时尚》的做法有问题，但还是默默接受了事实，并开始自谋打算。“你开始跟我商量卖房子，我们也不知道你的保险能迁到什么地方。这时你把简介改成了‘现为自由撰稿人，专栏待价而沽’。就是这样，你的博客里，对于《时尚》没有一句怨言……”；“她一直渴望能重返心爱的工作单位，作为单位的一名中层，《时尚》对她这样绝情的做法，让她非常伤心。”娟子死后，丈夫项立刚披露说。
接着是春节。屋漏偏遭连夜雨，春节一过，娟子就查出转移。她哭了，哭得很无助，精神被击垮。这一次，她委屈了自己：“……在去住院的前一晚，边流泪边给吴总写邮件，希望能延长一段保险。”对此，《时尚》似乎网开一面：“在娟子第二次手术时，我们得到通知，是可以延长的。这点《时尚》做的并不绝情。”“娟子未离职前，领导是来过约两次，并且一共给了5.5万元现金，从没有说明这是什么钱，我们最早认为是慰问金，是很高兴的，对《时尚》是很感谢的，后来我算出如果娟子合同不再续签，《时尚》应该支付的补偿就是大约5.5万元，心中再也高兴不起来。如果说些钱是医疗补助，那么对于娟子离职补偿一分未给，也未见人提。”就这样，以表面上“温情脉脉”的形式，晓娟的劳动合同被资方单方面解除。
为了二次手术和接下来的治疗，晓娟夫妇不得不卖了一套房子。病倒之后，接二连三的遭遇，让娟子深切地意识到“穷人和富人间的差距不过就是一场病”。
3月5日，娟子写下了最后一篇《病床日记》（《肿瘤呼叫转移》），这成了她留给这个世界的绝笔：
“我的忧伤也罢、疼痛也罢、紧张也罢、恐惧也罢，在结束化疗后的一个月呼叫而来，当一切疑虑确诊为癌细胞已经在我身上转移的时候，我反而变得冷静没有眼泪了。就像是明明已经看到了河边的柳树发出了春天的新芽，突然间大雪又要把我们带回比这个冬天任何时候都要寒冷的日子，但是天是那么湛蓝，冰冷的阳光只有隔着玻璃才有暖意。”
“我的命运还在风雨中飘摇，上天不知道要给我怎样的痛才肯给我一线生机，此刻我的美食、美酒、花花世界都变得轻得要飘起来，我宁可这些东西都不曾属于过我。路边的残雪还未化尽，这个冬天最冷的两天的寒风吹得我有些木然，看着楼下草地上儿子昨天堆的小丑雪人，我对自己说：这一次坚强是我唯一的选择！”
如此感性、痛彻心腑的文字，让人不忍卒读。短短半年的时间，在这个年轻女人的身上发生多少事，每一桩都强化着她与过去时尚生活的反差：胃癌、手术、失业、癌转移、二次手术……一个女人，不，一个人要多强大才能扛过这一切？
晓娟终于没能扛过。4月18日，她走了，永远离开了她挚爱的时尚生活。
二
晓娟之死，是一个媒体事件，揭开了经济高增长期光鲜靓丽的都市时尚生活中鲜为人知的残酷一面。这不仅是作为媒体的《时尚》的问题，也不是作为都市商业文化的时尚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它暴露了转型期中国传媒事业的腐烂。
山西学者谢泳在《中国现代新闻传统——文人论政》中说：“九十年代以来，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报人的社会地位在下降，虽然我们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民间报纸，但就是在官方的报业机构里，报人在社会上的形象也不如以往，这是中国舆论的悲哀。在九十年代以来的官方报业中，极少出现有较高社会声望的名记者和名报人，这一点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情况很不相同。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还没有出现大批产生名记者和名报人的社会条件，现在甚至连‘报人’这个词也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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