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原晓娟第三页
照笔者的观察，比谢泳还不济：不要说什么报人，整个的本土新闻业，已经不复是维系新闻人“光荣与梦想”的母体，新闻记者，早已不是什么荣光的职业。曾几何时，凭一张记者证便能免费搭乘长途卧铺的“无冕之王”时代，一去不返了。不仅不荣光，而且意味着贫困、无保障，甚至危险。文字狱、坐牢不在话下，弄不好会丢性命。所谓“三防”（防火、防盗、防记者），怕不只是某个地区的潜规则，而是当下中国颇有代表性的官场思维。应该说，落到这步田地，其背后既有社会进步的一面，也能看到新闻业集体自甘堕落的轨迹。
大体说来，改革开放以降，除了诸如“三报一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和《求是》杂志）等靠国家财政养活的机关报，绝大多数商业运作的媒体，都面临三种尴尬：其一，无论你有再高远、纯粹的新闻理想，面对党要打造、强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从马列主义、毛思想，到邓理论、三个代表，从GDP主义到中国崛起），你就是“喉舌”；其二，通过传媒的发行、广告活动，在经济上立足之后，当你要向政府依法纳税的时候，你就是“企业”；其三，作为媒体，即使做纯企业活动，至少一部分分子总难完全蜕掉所谓的“新闻理想”，面对底层国民，总试图端起“启蒙”的架子，强努着做“社会公器”状。这本来没什么，而且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无奈经过经济转型，在“党管媒体”的屋檐下，其作为“公器”的功能已极其有限，且无往不受制于上述之一、二。
在这种情况下，“生存主义”不仅成为合法的借口，而且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安全第一，先活下来，“公器”再说，能做多少做多少。或者，对有的媒体来说，“公器”云云基本上是类似“搂草打兔子”似的行为：主观上办企业，客观上向国民传布真理，启蒙教化。如果歪打正着，获得几声所谓“社会公器”的喝彩，那是额外收益，何乐不为。在残酷的现实下，这确实是无可指摘的道路。否则，都像《21世纪环球报道》那样灿然绽放、訇然坠落的话，岂不更糟糕，于国于民更窝心？
理论上是不错的，但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这种选择最终会带来媒体企业化，而选择的动力，不是别的，恰恰来自媒体人、知识分子心性中的怠惰和犬儒情结（毕竟在“自由经济”的沃土，做企业要比做“公器”容易得多）。企业化本身并不是问题，恰恰相反，跟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本土的媒体规模过小，体质过弱，难以成为现代意义上真正的传媒，极大妨碍了公民社会的形成、坐大。但是，媒体毕竟是媒体，从组织结构上可以企业化，但“公器”如果不能成其不变的本质内核的话，一个完全企业化的媒体比一个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法人企业还要可怕。
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原晓娟事件”中的《时尚》传媒集团，就是这种高风险“媒体”。《时尚先生》、《时尚伊人》、《时尚旅游》、《时尚健康》、《男人装》、《座驾》、《美食与美酒》……只需看一下这些《时尚》系媒体舰队的刊名，便知道其所张扬、传播的是怎样的时尚生活和生活理念了。
在一个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发展即是硬道理”的社会，时尚是一部分人的时尚，一部分人需要并高度依存包括《时尚》在内的商业包装，本无可厚非，所谓 “让一部分人先时尚起来”。但是，作为传播、弘扬这种“中产”价值的媒体理念本身，如果在本质上不是“时尚”精神的代名词的话，至少不应该相去太远。否则，“时尚”便过于惨白、虚脱，难以沉淀成当下流行文化的精粹来支撑一代都市商业精英的精神品质。
国际接轨的高品质印刷、如假包换的巨星偶像封面、数以十万计的定制发行、源源不断的广告收入，这些现代传媒工业生产方式下的商业运作，如果其结果只是养肥了几个年薪数十万、上百万的老总、董事，而其内容生产者的编辑、记者却连维护一纸劳动合同、抵御一场疾病的经济能力都不具备的话，笔者只能说：这是不是大众传媒，是大众传媒的羞耻；这不是媒体，而是内容产业生产线，是内容产业劳动者的“血汗工厂”。
三
“血汗工厂”，作为所谓“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原罪”，在奉行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早已绝迹，却在“初级阶段”的中国得以返祖、滋生，且越做越大，连被称为“社会公器”的公共媒体都成了其效颦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笔者曾在他文中指出：“在所有我们从意识形态上诟病资本主义的领域，当今的世界已没有比中国更加‘资本主义’化的国度。”
西方政治学者对中国社会形态的描述是“后极权社会”，北京学者余世存称“次法西斯主义”，无论定义如何，今天的中共政权已彻头彻尾地转型为如假包换的右翼政府。具体表现在压制工会活动，为工会、业主委员会等群众自治组织的成立设定过高的法律门槛，从立法上加以阻挠；在劳动方与资方发生矛盾时，它站在资方立场上；在外商投资企业中，当中国职员与外方发生矛盾时，它则与外方同穿一条裤子：2005年9月，大连佳能公司因劳资纠纷发动罢工，谈判的结果，在日方都已经妥协，同意改善待遇的情况下，大连市政府副市长出面，宣布大连佳能的罢工为“非法”，“工资保持不变”，并威胁罢工组织者立即复工，否则逮捕。如此动辄对劳动方张开血盆大口，对资方则摇头摆尾的政府，你还拿传统的“工农联盟”说事，就太不靠谱了。事实上，它已经完全走上了自身的反动。罢工的解决，连日本资方都被惊得目瞪口呆，虽然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轻获全胜，但低调处理，连很多业内同行都被蒙在鼓里。
意识形态上的食左不化和社会政策上的极右暴走，其间乖离过大，张力太强，成了生产、强化形形色色社会矛盾的大磁场。在这种高强度张力的持续作用下，机体的疾病自我诊断系统和自愈（自我纠错）系统难以正常工作，哪怕再小的毛病，也会朝大的方向发展，最终癌变、恶化，导致不治，即所谓社会的“刚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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