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原晓娟第四页
血汗工厂现象，在中国绝不是个别的，而是相当普遍、越演越烈的社会毒瘤。之所以得不到制约，是因为其背后权力勾结、利益粘连的日益严重化和日趋合法化。中国并非没有相关劳动保护的法律、法规，我相信，至少从表面上，中国无疑应有尽有，甚至反过来以此炫耀国际社会，成为政府头上的金饰。但是，一方面由于这些法律、法规的内容本身，从立法上就根本缺失保护弱势群体的理念，结果就变成了保护资方，甚至是资方赖以榨取劳动方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各级政府自身的“企业化”、利益集团化问题，使这些法律、法规往往徒成为政客、官员口中的莲花，缺乏可操作性，也没有法律强制力。譬如，在一些政府背景的企业中，老板自有政府撑腰（甚至老板本身就是官员），谁拿劳动法规来说事？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就相当可怜的劳动者权益保护性条款，在执行过程中，被各级企业随意阐释，从操作层面上做“下方调整”，其法律效力大打折扣便可想而知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众多的民企、私企中，有谁拿国家三令五申，明令强制缴付的“三险一金”（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真当回事？相对来说，倒是外商投资企业比较规范，因为他们在中国本土没有任何行政资源，害怕风险，宁愿花钱了事，图个方便。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在中国遍地开花的被称为“血汗工厂”的企业经营理念，近年来又多了新的践行者——中国本土传媒。从理论上说，近现代的传媒工业，作为向公民社会、民间传播文化新知、先进思想、价值理性的机构，与高等教育制度一样，本来是与上述“理念”格格不入的，甚至视其为公敌。但曾几何时，连大学都已集体转向，成了公开打出“教育产业化”口号的高等教育托拉斯，遑论媒体！中国之大，已放不下一份寂寞的报刊杂志。于是乎，昔日的“无冕之王”成了身份卑微“新闻民工”。中国第一电视传媒CCTV，可以投资500亿美金，在寸土寸金的CBD建设超豪华后现代风格的央视大厦，但却不能对其为千夫所指的、把职员分为三六九等的人事用工制度加以改革。所以，2005年，当北京新锐主流的代表性媒体《新京报》发表社评，呼吁《重视新闻从业者的社会保障问题》的时候，在新闻界业内曾引起强烈反响，应者如云。但讽刺的是，正是这家报纸，却是首都媒体圈公认的“新闻民工”第一大户。
原晓娟女士生前曾奉职，并为之鞠躬尽瘁的《时尚》集团，旗下拥有十数家时尚媒体，在CBD拥有高层智能大厦，仅《时尚先生》一家刊物的年广告收入就上亿，整个集团的年利润何止千万！但媒体的经营者，企业的高管，这些所谓的“红色资本家”们，却冷血到对一名为其拼死拼活、熬尽最后一滴油的“过劳模”女编辑，在罹患不治之症的情况下，终止劳动合同，断绝其工资收入的地步！
很长时间以来，笔者对中国本土的大众传媒，特别是那些面向所谓 “主流人之”的时尚媒体，动辄教人如何品尝葡萄酒、如何用刀叉吃半生的牛扒、如何赏玩老爷车、如何挑选高尔夫球具、如何品巴拿马雪茄等内容充满了本能的厌恶，我觉得天底下再没比这更伪贵族、假主流、沐猴而冠、自我感觉良好和装逼犯的事了。我们的媒体，在作为“社会公器”传布公民社会价值理性的天赋功能被去势之后，开始大胆诉诸感官，利用表面上的经济繁荣，刻意营造一种全民娱乐、娱乐至上的“和谐”氛围，其深层动机无非是商业选择，即上文所述的“生存主义” 而已。但经过重重的商业包装，浮华“时尚”的魅力是如此巨大，不仅“世界是平的”一代新人类乐于为其蛊惑，不懈地为其大掏腰包，从某种意义上说，连原晓娟这样娱乐内容的始作俑者也被这种异彩纷呈、令人致幻的“时尚生活”给洗了脑。就在她刚做完胃切除手术不久，被集团通知终止劳动合同的时候，她还在自己的博客中如此写道：“时尚给了我今天的气质，是美食和葡萄酒给了我现在的世界，我所积累的一切却不能再回报集团。”至此，“时尚”已然超越了单纯的生活方式，成了拥有某种霸权的意识形态化符号。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这种浮华迷幻的“时尚”表象，还是千百万其被它洗脑，在它所昭示的被称为“时尚”的生活方式下长大成人、自主“去政治化”的一代商业精英，就其精神实质而言，恰恰是反时尚的。反时尚的“时尚”一代，正成为包括《时尚》在内的病态的中国时尚的最大消费群。
四
原晓娟死后，其夫项立刚痛定思痛，感到娟子“不过是《时尚》的一个工具”，决心拿起法律的武器，向《时尚》讨一个说法。对此，《时尚》方面发表了《时尚传媒集团针对“原晓娟事件”致媒体的公开信》，澄清情况，以正视听（不知什么原因，这封信在网络上短暂出现之后，神秘消失，只能查到部分摘抄）。但字里行间，却玩弄外交辞令，在推卸责任的同时，明显诱导舆论，影射诉讼的背后有所谓“除了悲痛之外更深层次的原因”，继续向亡者及其家属泼秽水。如此作为，不仅不 “时尚”，简直是有失厚道、体面了。
公平地看，《时尚》对原晓娟的处理，过于寡情，但却未必 “违法”。所以，对诉讼的前途，笔者基本不抱乐观希望。但是，法有良法与恶法之分，良法的出台以恶法的被唾弃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笔者深知在中国目前的法律框架下，此案胜算渺茫，但仍然要举双手赞成原的丈夫项先生对《时尚》的诉讼。也许，诉讼的意义就在于让财大气粗的《时尚》说出其“合法性”来，从而让这种吃人的“合法性”彻底地暴露在阳光下。
非如此，转型期中国媒体“血汗工厂”的黑暗现实之冰山一角，便无法浮出水面，原晓娟式的悲剧便没有终结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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