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监测点绝非凑数。各厂矿监测台站的负责人，
这些监测点绝非凑数。各厂矿监测台站的负责人，大都是地质院校的本科生。学校监测台站的负责人，大都是教物理化学的老师，也是大学毕业生。他们不仅懂业务，而且极为负责。除马希融，山海关一中的吕兴亚老师、乐亭城关中学(“文革”中称乐亭红卫中学)侯世钧老师等一批监测者都发出了相当准确的临震预报。
张庆洲对记者说，杨友宸从1968年起抓地震预报，在唐山铺了一张巨大的地震监测网，从不敢眨一下眼。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眼看就要抓到这次大地震了，可不知什么原因，组织上却突然通知杨友宸去干校劳动。在大地震即将爆发的当口，杨友宸被迫离开了至关重要的地震预测岗位，只剩下两个业务不熟的人值班。
地震预测遭到的漠视，使唐山人付出了血的代价，也给张庆洲一家造成了灾难和痛苦。1976年7月28日，张庆洲的大姐在地震中遇难。当时，大姐一只脚被楼板卡住了，余震不断。为获一线生机，大姐夫几乎是被大姐逼着，从废墟中扒出一把锯，在没有任何麻醉条件下把脚锯了下来。后来大姐因失血过多而死。那些日子，唐山人相互见面头一句话就问：“你家死了几口？”
“如果说，杨友宸被临时调离使唐山的群防群测工作遭到致命打击的话，那么，在中央一级地震专业部门发生的地震方位的‘东西之争’，就成为漏报地震更加重要的因素了。”张庆洲如是说。
据汪成民回忆，1975年1月，在国家地震局召开的一年一度的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上，专家对我国东部1975年、1976年地震形势分析出现了严重分歧。分析预报室的权威们认为，中国东部自1969年渤海地震后，地震活动已趋减弱，问题不大了。今后一两年，主要危险在中国西部，战略上要转向川滇一带，抓8级大震。以汪成民为代表的一些青年专家则反对忽视东部的看法。1976年5月，云南发生了7.4级地震，结果使权威们更加坚定地认为原先估计的“主要危险区在西部”是正确的。从此，工作重心转向了西部。真相为何29年后才揭开
“事实上，这个调查报告是2000年写完的。”张庆洲捧着20多万字的《唐山警世录》说，“压了5年啊！”
张庆洲告诉记者，2000年时，北京曾有一家大出版社要出这本书，刚进入印刷程序，责任编辑打来电话说，不出了，因为有人提出要把此书送国家地震局审一下，审的结果是没通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庆洲的努力终于得到了一些领导的理解和支持。2004年，时任国家地震局局长的宋瑞祥看到《唐山警世录》书稿，欣然为之作序。唐山大地震漏报的真相终于公之于众。
就在张庆洲《唐山警世录》问世的同时，钱钢的那本于1986年出版的《唐山大地震》再版。
为什么唐山大地震10年之后才写这本书。钱钢直言，在1976年那个历史条件下，出这本书是不可能的。在唐山大地震时，地震的消息和人员伤亡数字都是秘密。地震的现场，如果有人带一部照相机，立刻会被警察抓起来，相机也会被没收。
“1986年出版的《唐山大地震》，主要是写地震之后发生的事，2005年问世的《唐山警世录》，则是对地震前的预报问题进行了调查。29年过去，唐山大地震终于在公众面前呈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全貌。”正在写回忆录的汪成民感慨道。
《唐山警世录》问世不久，2005年9月12日，国家保密局新闻发言人沈永社宣布，自今年8月起，因自然灾害导致死亡人员的总数及相关资料解密。
唐山发生里氏7.8级大地震，超过24万人在地震中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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