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肩长发、连鬓胡子、质疑传统道德和制度……这是《旧金山纪事》记者赫柏.凯恩所描绘的始于60年代的美国嬉皮士的典型形象。他们的生活离现实的主流社会似乎是那么的遥远，
自由的困惑
世事的发展总象一把双刃剑。随着更多商业和政治力量的进入，自由软件运动的声势空前浩大，其内在的危机也愈发尖锐，甚至到了影响整个运动生死存亡的地步。溯其根源，问题还是出在自由软件运动安身立命的根本——GPL协议和传统知识产权冲突上。无论是对GPL的执行效力和范围、还是对于侵权风险的规避和侵犯程度的估算等方面，GPL都没有提供一个有效的审核、量化机制和保障制度。这样，GPL在专利诉讼时候的无保障性令无数计划开发或者使用开源产品的厂商们望而生畏。据“开源风险管理组织”发布的研究报告宣称，Linux内核具有潜在侵犯283项专利风险的消失更是一石惊起千层浪。也使得许多商业软件厂商或者其他谋取私利者对此大做文章，抢占市场。
2003年美国SCO对IBM提起的诉讼预告了这一必然的专利大战。其背景是，目前与Unix有关的包括版权在内的全部权利的拥有者SC0集团瞅准了IBM基于UNIX所开发的AIX操作系统的一个“软肋”，即IBM并不拥有向第三人转让UNIX的源代码的授权许可。于是SCO指出，IBM违反了软件许可协议，非法将AIX软件（即UNIX软件）的部分源代码贡献给Linux的开发者，用于Linux软件的开发。尽管向IBM提出了三十亿美元的赔偿，但SCO的胃口不限于此，它宣称会向全球Linux的用户发出要求支付许可证费的帐单。这震惊了全球业界，尤其是采用了开源软件的商业公司（当然微软除外，它春风满面地率先同意向SCO支付许可证费）。所以，SCO一但在诉讼中胜出，全球的自由软件事业将受到毁灭性打击。
因此解决GPL与传统专利权的冲突已经刻不容缓。Stallman也表示，计划2007新推的GPL V3将重点解决这个问题。但从目前公布的GPL V3草案看，却又有引发了另一场影响同样深远的危机的潜在危险。争议出在有关数字版权管理（DRM ）技术的条款上，它不仅要求用户公布修改的源代码，还要求公布相关硬件。目的是为了“阻止硬件厂商利用DRM 作为绕过GPL 所要求的编程人员自由的途径”。广大硬件厂商自然强烈反对，而自由软件阵营的另一个位重量级人物Linus Torvalds对Stallman们的“倒戈”，更是让整个局势复杂和微妙起来。Linus Torvalds说：“作为软件开发人员，鉴定硬件如何运行软件不是我的责任；如果我是一家硬件厂商，在销售硬件产品时，我会确保产品只能运行一种版本的开放源代码软件，因为我对该版本进行了验证。在运行前，我会让硬件检查二进制代码的密码。”Torvalds表示如果GPL v3不支持这种做法，他不会让linux遵循GPL V3。
天假其私而行其大公
如果用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自由软件运动中的种种危机，其本质在于资本意识和道德信仰的冲突。Stallman和他的基金会从事自由软件是出于纯粹的道德动机，正如他所说“GNU本质是一项社会工程”，技术本质上只是实现他的道德理想国的一个工具；商业公司选择开源，参与自由软件运动，实质是资本意识在与社会公益、政治等诸多力量进行了一番博翌后所作出的“资本利益最佳化”的策略。但我们要重视这种“利益的欲求”，因为它是推动社会和文明前进的原生动力。因此摆在自由软件战士们的首要任务，并不是对任何“不自由的现象”痛快地“一剑封喉”（那只会导致更多的障碍），而是去思考该如何产生如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那样引导资本在扩张的同时不知不觉增进社会整体的利益，因此在短期内战略性的“妥协”、“放开缺口”是必要的，因为正如“资本意识”需要“道德信仰”来疏导那样，自由软件事业也需要资本的力量来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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