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成都？
在中国软件产业格局中，成都似乎只能扮演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然而，奇迹却在不经意间出现了。
为什么是成都？
“如果100个软件精英围看一张中国版图，其中会有几个人的目光落在‘成都’呢？答案可能是一个都没有。即便有一个，恐怕也是成都本地人。”
这是5年前记者采访成都软件企业时听到的一句话，虽说半是调侃，但也透出了几分对于现实的无奈。当时，这位成都银海软件公司的经理人用近乎文学的语言向记者描述，“海洋才是最适宜孕育软件企业的母体。”微软、甲骨文、IBM这些软件大鳄，还有后来的雅虎、Google，无一不是吹着海风长大的；中国成气候的软件企业，也几乎悉数在东部沿海地域扎堆儿。如此说来，远离海岸线数千公里的成都，在中国软件业的版图上，似乎注定只能扮演小角色了。
然而奇迹之所以是奇迹，就在于它的出现出人意料，包括发生在出人意料的地点。2001年还默默无闻、销售收入不过三十几个亿的成都软件产业，2005年的销售收入就超过了130亿元，达到2001年的4倍，年均增速35%以上，风头之劲，直逼沿海“一线城市”。2006年成都软件业销售收入更是高达183亿元，软件出口5000万美元，同比增长59.28%。其中，软件产值在全国各大城市中跃居第六，排名甚至超过了东部的大连、天津和杭州。据称，今年成都软件业的目标是销售收入280亿，出口2亿美元，实现更大的跨跃。
与产业规模并驾齐驱的，还有企业生长和集聚的速度。截止2006年，成都市已有认证软件企业450余家，拥有集成资质的企业102家，从业人员6.5万余人，形成了软件、信息安全、通信、集成电路、数字娱乐产品的研发生产以及IT人才教育等七大产业基地。
国内外软件巨头们也似乎在一夜间突然“发现”了成都。从2005年开始，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有甲骨文、SAP、BEA、赛门铁克、东软、金蝶、用友、神州数码、金山等企业先后在成都筑巢落户，GGL公司把中国区总部设在了成都，IBM的服务执行中心以及微软中国的技术中心和研发中心也都设在成都，东软则斥资4亿元在都江堰打造以培养教育人才为主旨的“青城硅谷”……
早在2001年，成都软件园区的负责人就曾向记者说起过市委、市政府勾勒的“软件名城”规划，当时的印象还是“远景”，没想到短短5年，蓝图就已经从纸上走了下来。
不过，真正值得关注的，应是数字背后的故事。这些年软件产业已成为彰显城市竞争力的“形象大使”，国内声称要把软件作为“支柱产业”甚至“一号工程”的城市，少说也有数十个。然而几年下来，不少地方政府描绘的产业蓝图依然是纸上富贵，“一号工程”在一些地区甚至成了烂尾工程。相形之下，成都创造的数字背后的故事和经验，对于我国软件产业的发展，无疑具有着标本般的珍贵价值。
重振“中国IT重镇”
在成都采访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成都人喜欢和杭州人比“休闲”。说起杭州打造“东方休闲之都”的计划，成都人说他们那儿根本用不着“打造”：“你到府城河边走上一走，活脱脱一个现成的休闲之都嘛。”
好在休闲与务实并不矛盾。喜欢休闲的成都人，在发展软件产业的决策上很是务实。2003年，时任成都副市长的郝康理(现任成都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相比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城市群，成都是“追赶型城市”，成都选择发展软件，一是基于历史传统，二是基于现实条件，三是基于比较优势，“与跟风潮追时尚无关”。
郝康理介绍，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一大批“三线”科研院所和企业的入驻，成都成为“中国IT重镇”。虽说最近20年成都落在了一些沿海城市的后面，不过产业基础和发展潜力犹存，重振“中国IT重镇”的雄风完全有可能。“关键是找准切入口——制造业？服务业？还是软件业？”
成都市政府组织专家排队摸底，逐项论证。“论证来论证去，选中了软件业”。 IT服务业与软件业结合紧密，可同步跟进。至于IT制造业，则需要一个巨大的产业链体系，而“东南沿海城市已先行二十年”，成都固然不会放弃，但追赶起来难度较大，因此暂未列入近期重点。
对于发展软件产业的决策，成都市委副书记、市长葛红林的观点是：软件产业具有投资规模小、产品周期短、边际成本低、与其他产业渗透性及关联性较强等特点，而成都具有文化、教育以及人居环境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发展软件的条件不说得天独厚，也与沿海城市好有一拼。
以人居环境来说，成都虽然地处中西部，却是被岷江水滋润了千万年的一方绿洲，环境和气候条件不逊于东部沿海城市，且比沿海城市多了几份悠闲与安静。
同时，成都又是“人才大市”，集中了电子科技大学、四川大学、西南交大等20多所大学和一大批科研院所，另有3所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4个国家软件产业基地人才培训中心，每年可向社会输送一大批高质量的IT人才。
在刘勇看来，成都软件人才的“比较优势”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含义，那就是人力资源成本低廉。因为成都的物价便宜，生活成本低，成都一个软件工程师一年的薪水只相当于日本和新加坡软件工程师一个月的薪水；二是成都的人才心态平和，“能吃苦、跳槽率低”。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企业辛辛苦苦培养了一个人，知识都装在他的脑子里，项目进行了一半，他拍拍屁股走人，企业的成本损失就难以估量了。
基于成都的多种优势，进入新千年后的成都就把振兴信息产业列为“一号工程”，而其中的重中之重便是软件产业。
从“低端”崛起
主攻方向确定后，决定性的因素就是路径选择了。在这方面，成都同样表现出务实态度，从最低端的“外包”开始了自己的软件之路。
这在当时曾引起了不少非议，“有的人嘴上不说，心里也不屑”。软件本是高科技产业，产品创新才是正道，现在却给人打工，终归是不痛快。
尽管有非议，成都人依然坚定不移地往前走，并且坦承自己是“二包”——“一包”是北京、上海这些沿海城市，“他们接海外的单子，我们再接他们的单子”。从产业模式看，成都与沿海一线大城市的关系，是那种“前店后厂”的样式——一级城市是前店，成都是后厂，好比大制造中的来料加工。
在这样一个发展框架下，成都的做法在当时看来很有些另类，其中一个理念是“决胜在蓝领”。很多成都软件企业招聘最多的是软件蓝领，为此成都构筑起了培育这类人才的教育体系，包括创办了10多所软件产业学院、职业技术学院和软件职业高中，还有各种类型的职业培训。高新区副主任刘勇告诉记者，“这个旨在降低软件企业人力资源成本的教育体系，应该成为我们打造‘中国软件第一城’最重要的基础。”
在刘勇看来，目前国内大部分软件企业的人才结构不合理，“至少中端和低端这两类人才的招聘使用还没有细化”，这样既不利于专业分工，又造成了人才浪费，并且抬高了成本。而降低成本才是外包工厂“接包”的最大砝码，“发包方的动机简单而明确，就是为了省时省钱”，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承接国内的项目。“软件一旦踏入大规模产业化领域，降低成本就成了最重要的事情，这一点与硬件别无二致。”
成都巅峰软件公司CEO张玮认为，一家“做包工活”的软件工厂，合理的人才结构应该是5%博士、10%硕士、其他85%“什么都不是”(软件蓝领)。高端人才当然是少不了的，但用不了太多。正确的做法是构建一种宝塔式人才结构，即在系统分析和架构设计等岗位使用高级人才，而在编程等面广量大的岗位大量使用软件蓝领。张玮认为，在软件走向大生产的今天，软件企业的管理也应当向传统制造业学习，强化成本核算的理念。
让成都人欣慰的是，他们的“苦力”没有白出。几年下来，成都软件业不仅争得了大量订单，还锻炼了队伍，产业规模也上了一个新台阶。4月6日，刘勇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如今成都软件的主体业务已经从“二包”进到“一包”了，“直接从国际市场上接单，以欧美为主，兼顾对日”。业务内容，除了基于技术研发的服务外包，还有BPO(业务流程外包)。“现在我们的定位是走综合、阶段式发展道路”，即以服务式外包为突破口，带动自主创新，实现外包和国内信息化市场两手抓的模式。
对于软件外包，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曾有一个精彩的总结：“这十几年走下来，我们发现中国许多追求创新的企业在创新上没有成功，却从市场上消失了；而那些扎扎实实做外包的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从事创新的活动，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孟子曰:“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对此，成都的外包之路应是一个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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