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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适应过程对于梅林达来说,相当漫长。“等我的小女儿上全日制小学的那天,我就会真正走到台前来。”原本不擅长公开发表演讲的梅林达,如今在镁光灯的照射下,面对300名不同国籍的科学家、医疗专家、卫生部门官员时,侃侃而谈,大胆提出根除疟疾计划时,已经表现得相当自然。当然,除了比尔·盖茨之外,不会有人知道在前天晚上,在送走了4名非洲国家的卫生部长之后,梅林达还在不知疲倦地为这次演讲做着准备。“赶快休息吧,你对疟疾已经相当了解了,没什么好担心的”,连以“工作狂”著称的盖茨,对妻子在母亲、妻子、基金决策人三重角色的不断转换中所做的努力,都表现出相当的敬佩之情。
盖茨需要梅林达
很多与比尔·盖茨有交情的人都认为,是这个在年龄上比他小了9岁的夫人,让他在应对公众的态度上变得更加耐心、随和,富有同情心。“胡说八道,绝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尽管盖茨表面上坚决否认,但是他说话时不能自已的咧嘴微笑已经证明了一切,其实私下里他也欣然承认,正是在梅林达的帮助之下,他以轻松的心态逐渐适应着由总裁到慈善家的角色转变。从1991年起就成为盖茨朋友的巴菲特也直言不讳,“盖茨需要梅林达”。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盖茨基金能有今天的成就,除了秉承美国成熟的基金管理模式外,就是梅林达全盘考虑的能力与盖茨的出众智慧相辅相成的结果。尽管盖茨的绝顶聪明为世人所知,但是他的野心勃勃和尖锐,以及过分客观、科学却成了一柄“双刃剑”。与盖茨夫妇有过合作的U2乐队主唱波诺(Bono),就一针见血地说:“盖茨总是过于强烈,我甚至有时称他为‘杀死比尔’,而梅林达在他身边,为他带来了理性。”在基金会作出捐助决策时,盖茨时常要和梅林达共同讨论问题。在最近的盖茨基金捐助的艾滋病、疟疾和肺结核的项目上,盖茨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疫苗研究和制定科学解决方案上,而梅林达则更关注于帮助人们减轻病痛,“也许我们在办公室里制订的计划不能真正挽救孩子们,我更愿意前往遥远的印度农村,亲眼看到那些孩子是如何获得救助的。”从巴菲特的话语中,人们也不难体会出这位投资专家对梅林达的欣赏,“和盖茨出色的头脑相比,梅林达把控全局的能力更胜一筹。”而他也表示,如果没有梅林达,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能放心地将巨额资产全盘捐给盖茨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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