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复杂性
——亨利·明茨伯格的观点
2006年4月17～30日，《IT经理世界》杂志社邀请国际知名的管理大师亨利·明茨伯格教授访华。18日和25日，由《IT经理世界》、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主办，皇家礼炮联合主办，分别在上海和北京举行了主题为“管理向何处去”的“解读大师论坛”，亨利·明茨伯格做了主题演讲，并和中国商业界、管理教育界领袖人士面对面探讨，在新的全球化竞争环境中如何提升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管理。本次论坛汇聚了600多位中国有影响力企业的CEO及高层管理人员和领先商学院的著名专家学者。
亨利·明茨伯格是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管理思想家，他一直以来的工作就是思考管理者是如何工作的。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明茨伯格先后创立了在管理界影响深远的管理角色学派、战略过程学派和实践管理教育范式，他同时是美国战略管理协会的创始人和国际实践管理教育联盟(IMPM)创始人。中国企业在20多年的市场化运作过程中，学习西方管理经历了“从器具层面的学习，到制度层面的学习，再到精神层面的学习”的过程，而眼下，精神和思想层面的学习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在华访问期间，亨利·明茨伯格还到浙大、人大、清华等著名学府进行了学术交流，到上海、北京周边的乡村进行了实地考察。他来到计算机世界传媒集团做客，和《IT经理世界》杂志社的同仁深入交流，并为广大读者题词：“Learn from everyone, Copy no-one！”(向所有人学习，而不要照抄照搬任何人！)其间，明茨伯格教授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记者：您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和思想背景下研究和发展出来诸如战略手艺化、对美式MBA教育的反思和批评等这类重要思想论点的？
亨利·明茨伯格：当你推开窗子向外望时，总会看到一个天然的美丽风景。对于每个人来说，关键是把视野放到更远的地方，不仅仅看窗外，同时也要看地面，看一看人们正在做什么。在《皇帝的新装》故事中，虽然大家都知道皇帝身上没有穿着衣服，但只有那个小男孩有勇气说出真相。这种直面现实的勇气最为重要。我认为我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就是面对现实，而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不愿意面对现实，只愿意随大流，所以他们无法与众不同。我只不过是把自己所看到的东西展示给大家。
作为一个加拿大人，我认为美国人总是过分神化经理人，把他们当作是英雄和偶像。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认真研究这些经理人究竟在做什么。我很惊讶，我认真地研究了他们日常的工作，把事实披露出来。通常有人认为，经理人的工作就是计划、协调和控制这三方面的内容，但是这些简单词汇并没有概括经理人日常生活的真正内容。这也是当初我写《经理工作的性质》一书时的想法。
记者：直面现实是你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但是思想和观点的产生总会被更为深刻的文化或者社会思潮所影响和决定，你觉得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社会学、哲学乃至于宗教的因素对你管理学思想的发展产生影响？
亨利·明茨伯格：大家在研究管理学，我研究管理学之后，大家也纷纷去研究我，希望看一看我的精神资源。我父亲是一个公司的总裁，所以我对他工作中的一些事情感到非常有意思，愿意去研究。我现在还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我去深入了解管理学的实质，尽管我在公共生活之中确实是去解决组织或者管理方面的问题，但是在私人生活之中，我其实是一直在回避组织和管理学的。我不能确定是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和宗教的来源促使我能够深入地研究管理学。我对于像心理学或者微观经济学等方面的东西都不是特别感兴趣，它们太琐碎，太复杂。
我一直以来做的最主要的事情就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活动，研究人努力活动的架构是什么样的。比如，人是如何组织起来的，进而把事情完成。现在我的整个视野又放到更加宽泛的社会架构上去，正在研究的课题是如何形成一个更为平衡的社会。
我认为对于平衡社会的研究是对原有管理学研究的一种传承和推进。任何一个好组织的基本原则和观点都是一样的。比如，东欧共产主义衰败之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取得了成功。后者之所以成功，我认为在很大意义上是因为它实现了某种平衡。现在西方社会之中出现的一些失衡，是因为各种经济力量之间的不平衡。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通常是市场、政府和社会组织三个部分相互制约才能形成平衡。如今政府和市场的力量过于强大，而社区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受到破坏，特别是在北美社会中，这种情况很严重。中国现在是一个新兴市场，政府的权力很大，随着企业的发展，它们的势力也在壮大，而如何发挥社会组织的功能可能是构建平衡社会的一个关键问题。比如联想公司，在其成长之初，其所属的研究机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这些机构正是在社会组织这一部分里，它们能够促进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
记者：企业管理理论本身是一头大象，我们都只能看到它的某一部分，很难看清全貌。你对比如德鲁克、迈克尔·波特的理论有何看法？
亨利·明茨伯格：我不能对彼得·德鲁克的这些研究成果一概而论之，他毕竟做出了很多研究成果。在我的管理三角模型理论中，包括科学、艺术和手艺三个纬度。迈克尔·波特重视分析的观点，更偏重科学这一纬度，他在管理科学领域研究得很多，主要用分析的方法。德鲁克在科学及艺术两个纬度都有研究，包括战略制定和战略分析方面。我认为，在管理研究中，应该是研究三个纬度的综合，不能局限在某个方面。因此，管理者必须要有这种大局观。
记者：加拿大和美国有很大的区别吗，你为什么对美国式的一些观念有如此强的批判性？
亨利·明茨伯格：我认可美国管理学微观层面的一些做法，但宏观层面上却不怎么认可。美国管理学在宏观层面上非常重视技术性分析，讲究数字，讲究所谓的战略规划，但对宏观理念并没有很清醒的认识。昨天我坐飞机的时候碰到了一个人，他在芝加哥的一家高科技消费类电子产品公司工作。我们交谈时他告诉我自己的公司马上要被欧洲人打败了，但公司内的管理层却没有看到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也没有做出及时的应对。在我看来，如今美国公司中有一个普遍情况，就是太多的MBA去管理公司，但他们对整个业务并不了解，也不在意。他们在意的是自己的薪酬水平、奖金或者是他们所能获得的股息。无疑，美国的经济会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记者：中国是一个新兴市场，中国的企业也在迅速发展，从你个人的角度来讲，你觉得中国的企业会给管理学的发展带来什么启发吗？会有所谓的“中国式管理”出现吗？
亨利·明茨伯格：我不知道中国式管理的理念是什么，很难评论。但需要强调的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根据本国文化和实际情况去发现和整理自己的管理理念，复制任何其他国家的文化或者管理理念都非常危险。日本的管理理念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没有盲目复制美国的管理文化和观点。即使在美国，人们所提出的一些包括股东价值这样的观念，在一定时期也破坏了公司发展的积极性，现在人们希望改变这种状况。
记者：你一直不很赞成美国式的MBA教育，你认为一个合适的经理人培训应该是怎样的呢？
亨利·明茨伯格：传统的MBA教育招收的学生是非常年轻的，没有多少管理经验。人们认为在课堂之中就可以教他们管理，这是错误的。EMBA招收有多年工作经验的人士，但是课堂上还是按MBA方式来教育，这也是错误的。最为合适的职业培训，就是要招收那些有管理经验的人，在课堂上让他们去进行经验分享——这是他们学习的基础。在课堂分享经验，同时应用到自己的工作之中，这才是一个好的教育方式。像国际管理实践协会(IMPM组织)，就采取了这样一种非常有效的分享实践经验的教学方式，现在很多亚洲人都参与到IMPM课程培训之中，如今有9个韩国人、4个日本人、3个印度人和1个中国人，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能够参与其中。
记者：如果要推行IMPM，是否意味着要将传统商学院转型？这种不同于传统MBA的教育方式是不是一个小众模式，很难大规模商业化普及呢？
亨利·明茨伯格：传统商学院转型并不很难，比如说它可以有EMBA的课程，也可以有全职的MB——商业硕士学位，学习最基本的财务会计和商业知识；另外，有管理经验的人则去学MM——管理硕士学位，他们可以以经验为基础，相互之间进行分享，就是类似于IMPM项目。对于任何一个商学院，同时进行这两方面课程都不难。我预计10年之后，可能有很多商学院都会是这样的。很多商学院都盲目追寻美式商学院教育，但是英国已经开始反思，已经有很多以实践性为主体的项目去培训管理者，在美国这样的以实践性为基础的培训项目非常少。
我在《管理者，而非MBA》一书里引用了很多的数据，在1990年的时候，哈佛商学院推出了19名最优秀的毕业生，都是大公司的总裁，13年以后，到2003年时人们发现其中有10个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还有4个的业绩是值得怀疑的，剩下的5个(包括IBM前CEO郭士纳在内)业绩相当不错：在19个里面只有5个基本上取得了成功。没有商学院对这个数据进行探究，没有人愿意去面对这样的事实。很多商学院去研究别人的数据，从来不去研究自己的数据，我们所要考察的是接受商学院教育之后的管理人士的业绩做得如何，这是最关键的。在哈佛商学院，人们通常通过人际关系网络就能很容易地获得一个高级职位，但是在成为管理者之后，他们的业绩如何呢？这方面的数据，很少有人仔细探究。
记者：你如何看待网络经济的兴起给管理学带来的变化？
亨利·明茨伯格：对于整个企业来说，网络经济会带来巨大影响，这不可否认。但对于整个管理实践，我不认为它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我正在重新修订我的第一本书《经理工作的性质》，我发现，信息技术对于管理工作本身没有带来特别大的影响，尽管这些人也会同别人一样使用电子邮件。如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很有可能会使得管理者的工作面临非常大的困境——如果一个人整天坐在电脑前去管理一家公司，那肯定管理不好。
比如今天的采访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者打电话到加拿大蒙特利尔跟我联系。但是之所以你们选择了面对面的交谈，就是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获得更多关于我的信息。一个管理者，究竟是想听到公司最大的客户昨天跟竞争对手去打高尔夫的小道信息呢，还是去读一个信息技术所支持的报告，说他的这个客户丢失了?!
记者：按照你对全球化的理解，你如何看待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进程？
亨利·明茨伯格：很多人都在关注着中国，这是个好事情。但你能列出一个中国本土的全球性公司吗？丰田公司前10位高级管理人中有多少是日本人？IBM呢？在世界各地都有办事处的全球性覆盖和全球化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通用汽车公司5年之前在北美市场汽车销量大概占据了81%的市场份额。我的一个同事界定了一个全球化公司的标准，在北美、亚洲地区的市场份额应该各达到20%。在“财富500强”中，只有8家公司达到了这个标准，我们怎么老谈全球化呢?
什么是全球化？究竟是思维方式的全球化呢，还是各个方面平衡的全球化呢？全球化并不是一个最新的概念，在100年前，俄国就已经受到全球化的冲击。全球化或许意味着你没有自己的根，可以是来自任何一个地方，但是全球化的企业应该知道自己的根源在哪儿。探求全球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其实，管理学就是这样，寻求复杂性，并且把它解构。如果管理企业的时候过于简单化，那可能会受到致命性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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