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没有企业家?

互联网 | 编辑: 杨剑锋 2006-07-03 14:00:00转载

□文 缥缈

  2006年4月29日,德隆主案判决,唐万新领刑8年;德隆、德隆国际以及旗下企业被课以103亿元罚款,套在德隆身上的所有光环,天才、实力、商战、股战、财富,一切的一切,至此都已随风而去。 
 
  德隆的崩溃,还有众多的待解之谜。这个企业,是猝死于战略,还是暴毙于战术?是死于“外敌”,还是死于“市场”?是死于领军人物的“刚愎自用”,还是死于军师幕僚的“乱参谋”?

  在我看来,德隆崩溃给业界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如果我们排除政治环境以及政府许可,到底什么是企业?什么是企业家?中国到底有没有企业家?有没有产生企业家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以及经营环境?仅仅依靠经济改革以及产权改革,而没有政治改革,没有体制的支持,以现有的环境,能否成就企业家?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就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这是毛阿敏唱过的歌,心存困惑的企业界的朋友们,请你仔细听一听,再仔细想一想,然后问自己一句:河里的青蛙从哪里来?窗外的蝴蝶从哪里来?“企业的企业家”,又从哪里来?

  首先,数百年来,随着人类社会公共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企业的问题,至今并没有合理的解释。一个企业家,如果脱离创造价值,到底该有什么标准?我们能够定义清楚何为“企业家”吗?其实根本不能。

  其次,我们如何认定存在“企业家”?企业需要注册,要有法人地位,但企业确实可以没有“企业家”。反之,企业家可以没有企业吗?

  第三,把话说到底,是企业政治实现了企业家,还是企业经营实现了企业家?

  在我看来,对于有没有企业家,如果我们脱离实证,这种问题的本身是没有学术价值的;反之,如果依靠实证,问题的本身又没有客观真实的理论前提。这也就是说,相对于企业,企业家既不是外在的,也不是内在的,岂非咄咄怪事?

  事实上,企业家不可能是外星人,他们不可能是来自外太空的超级生命。这是因为,定义外星人,至少还有一个能够“自我还原的假想”,还有一个遥远的宇宙可以逃避;但“企业家”却不可能永远都是无法再造的纸上谈兵。

  更重要的是,“外星人”建立一个身份是相对容易的,比如任何一个疑似“头盔”的东西,都可用来证明某人(或神)有可能是“外星人”(丹尼肯:《众神之车》);但“企业家”却无法依靠一顶这样的头盔来建立自己的身份,有“钱”也没用,因为新疆德隆就是一个证明。

  好吧,现在我们再退一步,就算某人曾经戴着头盔,那他就一定是“外星人”吗?如果他没戴头盔,那么他就一定不是“外星人”吗?

  作为当代人,我们的思维必须尊重逻辑。当逻辑推导的结果,与理论的分析不相符合的时候,我们就要警惕其后果,不管它有多么华丽的外衣,也不管有多少人曾“大声地赞叹”。

  黑格尔说:“理论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任何“方法”的变换、“立场”的变换,都是表面的遁词。多年以来,其实对于“经营”与“政治”的关系,业界存在极大的混乱。我们必须承认,当前的“企业家”,大多都是“政治家”,他们是企业政治的直接产物,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

  因此,在一些“企业家”的背后,也存在外在的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存在“第三方”的利益,比如公共制约、丛林规则以及公共权力:

  1. 公共制约:这是典型的第三方利益,是人类社会为了自我利益而产生的根本性的“政治妥协”(罗素:《公共权力论》);

  2. 丛林困境:人类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意识到相互之间的恶性争斗,对个人来说是毁灭性的,或者自然状态的恶化导致了个体无法生存,丛林的规则由此发生改变,形成一种新的规则以适应生存环境的“胁迫”(达尔文:《物种起源》);

  3. 公共权力的出现,使得每一个求助于公共事务(政府、法、法治)的个人,最终失去了“自由”。而且,凡属自上而下地进行社会改良,都不存在“合适的利益主体”,因为任何政治集团以及利益集团,都不会无条件地在真正的社会改良开始之前,自愿地放弃已有的权利(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

  以上皆为黄钟大吕,无须任何庸议。

  剥下伪装,还其本质,权力理论告诉我们,“企业”的权利层,本来不是市场的原生态,而是政治权力的原生态。因此,企业的市场化变革,不应过多地超越社会政治变革;靠市场永远无法建设真正的市场,否则,因为“权力的存在”,谁都能将私利伪装得非常崇高。在市场竞争中,自然占尽优势,但是在此之后,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有可能被损害;千千万万人的命运,有可能被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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