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TD商用前夜，《21世纪经济报道》邀请四位长期研究、支持TD的电信专家，就TD发展的实质问题展开了富有建设性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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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奇骏：预商用的时候就应该发放牌照，因为既然叫商用的话，必须和运营商的利益结合在一起。
现在如果三家运营商都在建TD网，在搞预商用，是不是三家都要发TD牌照?如果只给一家发TD牌照，那就不如干脆明确一下做TD的承载主体，责、权、利明确，那么在预商用这个问题上，他就会考虑到未来商业模式的问题。如果不绑定运营商，不保证牌照，运营商哪里来积极性?
陈金桥：现有的运营商很可能产生“对号入座”的心理，所以它犹豫、彷徨。比如，中国网通从盈利业绩来讲，它面临的困难更大一些，但可能认为TD的机会大于风险，所以积极性高一些。
《21世纪》：过去几年，业界给TD提前发牌的呼声一直很高，为什么一直没有付诸行动?
陈金桥：从2003年下半年到2004年，业内对TD提前发牌的讨论比较热烈。主要意见可以归纳为两派观点。一派观点坚定认为，对TD的支持一定要先期启动，比其它两个标准先12个月到18个月发牌，如果TD商用比较好，别的标准甚至要不要启动都可以观察，所谓进攻退守，一些国内电信设备企业非常支持这个观点。
但是，多数电信运营商持反对观点，具体有两个原因：第一是能否承受国际贸易伙伴的压力。因为另外两个标准直接涉及到欧盟和美国跨国厂商利益，当然会影响中国与两者之间的贸易平衡关系。事实上，欧盟和美国的企业集团在游说政府高官和议员的时候，都在高科技领域施加了较大的压力。
第二个理由，在2003年、2004年我们的TD产业化太弱了。当时系统、终端、检测仪表等整个产业链几乎没有成熟的产品。一旦提前发牌可能立即陷入尴尬，没有终端，也没有系统。那个时候其实面临一个战略选择，如果觉得这个条件不具备，那就需要加速推动跨国公司的介入，但这些企业一直处于观望状态。
为加速产业化进程，发改委、信产部和科技部等部委向TD联盟企业拨了一些资金，但是资金总量不足，使用分散，企业有些抱怨像撒胡椒面。政府部门的立场一直在清晰地表达，肯定要扶持TD产业，但多数大公司还是从2004年下半年到2005年才陆续加入到产业链之中，才真正投钱做事。
这几年下来，TD虽然没有正式商用，但是这个牌是打得不错。据了解，在国内产业界跟欧美企业IPR的谈判过程中，TD也是一副好牌。在下一步我们争取技术制高点和产业标准的主导权时候，比如发展超3G或者4G，商用化的TD产业可能成为一副大牌。
我个人以为，从三大标准的国内外市场进展和力量对比来看，确实需要在国内市场上给TD一个先行起跑的机会。但现在看来，提前发牌的最佳时机可能已经丧失。
《21世纪》：如果说TD已经错过了发牌的最佳时机，现在有没有可能采取什么补救措施?
陈金桥：应当考虑将预商用这个环节尽量缩短，做好弹性规模测试即可。在几个试点城市扩大几百万规模与全国性建网应用还是有差别。其次，需要释放一个最强烈，最明确的政策信号，选一个运营商，给他12个月的优先期。但许可证是要有条件的，比如需要达到定期网络覆盖的要求。只要政府给出一个强烈的信号，要发牌了，我们相信有很多企业会马上投入，用不了24个月就会提供商业服务。
史炜：我认为应该利用国有资本的优势，找最好的运营商限期健全网络，限期扩大用户。
卢奇骏：就是立即发牌。政府的牌照是一个指挥棒，也是一个市场信号，牌照一发就等于是市场准入。整个产业链像打强心剂一样，获得极大的信心，所有企业都会投入进来，这是很简单的道理，牵一发而动全身。
舒华英：这些措施一出来，效果超过国家投入几千亿。除了政策扶持，而且还要让国资委在运营TD的电信运营商中的股份继续下降，以引进国外资本进来和国际接轨，解决资金的问题。现在中国移动，国有资本持有70%多的股份，让它降到38%，让出来百分之几十股份，我相信有很多运营商愿意投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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