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没有一种牌照的发放像3G牌照一样，引起如此之高的社会关注。之所以备受关注，一方面与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移动用户群体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早已完成了3G牌照的发放，有些甚至已经开始了商业化运营，而中国3G牌照的发放仍然是千呼万
博弈各方及其行为
博弈各方及其行为
3G博弈各方包括有关的政府部门、电信运营商、技术开发商和电信设备制造商、与3G有关的跨国公司、公众和媒体等。只有深刻地分析博弈各方的行为特征，才可能对博弈结果做出预测。
1、政府
理论上讲，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其目标是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但在实际中，这更多地只是人们的一厢情愿。一方面政府不可能得到最优决策所需要的完备信息；另一方面是政府的决策者由大大小小的官员组成，某些官员往往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忽视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
一旦放弃政府行为的理想假设而回到现实世界中，就会发现政府机构和官员经常是在各种利益集团的要求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从而使利益集团有机可乘，通过游说达到“俘获”政府的目的。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对政府在3G牌照发放上的行为做出一些基本的判断。
(1)发牌时机。是尽快还是延迟发放牌照，取决于政府对决策风险的抉择。由于政府往往是风险回避型的，在3G市场和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趋成熟，未来的不确定性也将相应减少的情况下，政府必然趋向于延迟发放。当然， 3G决策方面多个部门和多级的决策程序无疑也加大了政府内部协调的难度，并严重影响决策的效率。
(2)发牌数量。3G牌照发放数量的最后决定权在政府手中，但是由于政府行为会受到利益集团，特别是在位的电信运营商的影响，因此，在位运营商的数量将成为发牌数量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且长期以来，对电信市场竞争的取向也决定了政府会选择少发，而不是多发牌照。
(3)发牌方式。由于各种原因，竞价拍卖作为一种国际通行的方式很难在中国被采纳。由于牌照的发放对象主要是在位的运营商，而且这些运营商无一例外都属国有企业，因此，为了减轻牌照获得者未来的运营负担，政府有强烈的动机去选择选美方式(政府定价)。
(4)标准选择。扶植TD-CDMA标准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各界的一个普遍呼声。尽管该标准在技术先进性和适用性、运营商的认可程度以及相关设备的开发方面可能处于不利的位置，但迫于社会各界的压力，政府必须将牌照发放与标准选择实行捆绑。
2、电信运营商
电信运营商作为寡头垄断公司，其行为特征显然是努力去获得、确立和维持其垄断地位，排斥新进入者，并尽最大可能从政府和消费者那里榨取垄断租金。由于电信运营商的庞大实力和垄断地位，加之与3G决策部门的历史渊源，他们对政府决策无疑有着异乎寻常的影响力。电信运营商的行为可以归结为：
(1)发放时机。电信运营商并不太在乎早发还是晚发牌照。一是3G业务和市场还处于导入阶段，是否开展3G业务对其业绩的影响微乎其微；二是中国电信市场还没有真正开放，因此，即使发达国家很早就开始3G运营，也不会对中国未来的3G市场构成真正的竞争压力。
(2)发牌数量。3G业务有望成为通信业务中的新增长点。因此，不论是老牌的移动运营商，还是其他的电信寡头公司，无疑都希望得到宝贵的3G牌照。同时，在面对潜在的进入者时，在位寡头就会有强烈的动机进行合谋，利用在位者的优势将新进入者挡在门外。
(3)发牌方式。发放牌照的国际经验表明，相对于选美方式而言，牌照的竞价拍卖方式将极大地提升牌照许可费。因此，养尊处优惯了的运营商有着强烈的动机去游说政府选择选美方式，并通过讨价还价尽可能压低牌照许可费，从而将数以千亿计的频谱资源租金据为己有。
(4)标准选择。没有一家公司会喜欢政府干预其商业决策。这意味着每一个电信公司都有着强烈的动机抵制政府将标准强加给自己的做法。即使政府能够依靠自己的权威将其意志强加于运营商，运营商也会与政府部门讨价还价以寻求补偿。
3、设备制造商
相对于运营商而言，数量众多的设备制造商影响力要小得多。尽管如此，投入了巨大人力和物力，急于获得回报的设备制造商依然会强烈关注发牌过程，主要是：
(1)发牌时机。牌照发放越早，设备市场启动的也越早，设备制造商的获益也就越早。因此，设备制造商更加希望尽快开始发牌过程。
(2)发牌数量。尽管运营商数量的增加会扩大设备市场的需求，但是，由于数量扩大带来的市场扩大是很有限的，因此，发牌数量的多少对设备制造商而言意义不大。
(3)发牌方式。与发牌数量一样，发牌规则也不是设备制造商所关注的问题。
(4)标准选择。设备制造商的研发投入、产品开发以及未来市场战略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与标准的选择有关。在标准选择不明的情况下，设备制造商的风险将被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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