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记忆:柳传志的商业童年

互联网 | 编辑: 杨雪姣 2008-08-07 10:30:00转载 一键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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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意识炼成:始于“1980”

……我一边给孩子洗尿布一边抓紧学习,感觉春天真是要来了……当时我一下子脸红了,心跳加剧,“说明思想斗争很激烈”。一阵犹豫后,坚决拒收,成为以后联想“天条”的基础……

最能考验我们这一代人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科院系统很多人被牵连进去,既要保护自我,又不能不负责任地去说些伤害别人的话,这是父亲对我的要求。

起码是在35岁以前,梦想成为英雄的我却始终找不到事业的方向。在中科院计算所工作的那些年,“政治运动”波澜不断,想做事做不了,憋闷得厉害。

1978年女儿出生,我一边给孩子洗尿布一边抓紧学习,感觉春天真是要来了,内心充满躁动。当年,中科院计算所办了一个半脱产班,我玩命地恶补英语,想做事、要出头,就是这种感觉。那个时候我发现了一个问题,计算所很多非常好的技术成果无法转化,只能堆放在档案室里,看着让人着实心痛。

我是计算所第六研究室的工程师,为了推广技术成果,第六研究室专门成立了一个课题组,我们那个小组有4个人,前三个人资历都比我强,但是他们的组织能力不行。我就把大家团结起来,广泛联络,多方公关,把我们的技术成果推广到西安的一个飞机制造研究所、内蒙古呼和浩特的电子设备厂。这是我涉足商业的最初阶段,既给所里挣了钱,也改善了个人生活。1980年到1983年,我们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一直在做这个事情,那段时期对我的组织能力以及商业谈判能力都是很大的锻炼。

1980年10月23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春先创建中关村第一家公司“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陈春先被誉为“中关村民营科技第一人”,但是他的事迹我当年完全不知道,过了好些年才知道的。我记得当年没有报纸宣传陈春先,口碑方面也没什么传播。

在中关村早年的历史上,“两通两海(信通、四通、科海、京海)”最有名,吸引着政府和媒介的关注与追捧。1984年5月四通宣告成立,中科院系统不少知识分子被吸引过去,收入都给得很高。四通的成立在计算所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与震动,严重影响了正常科研。异动而敏感的时刻,中科院领导表态:就是要把技术型研究所逼向市场,再过几年国家削减经费,研究所要靠自己解决生存问题。

这等于是肯定和承认四通,这番话在中科院内部引发了强烈的震撼,大家的思想意识全乱了,“国家还管不管我们了?我们还搞不搞科研了?我们这帮人该怎么办?继续留在计算所还是出去办公司?”

身为计算所负责人的曾茂朝一边安抚大家的情绪,一边把我叫进办公室,“你们之前搞技术转让做的很不错,要不你们也走出去搞个公司试一试?搞好了呢,也算是给所里创收,多给大家发点儿奖金什么的。咱们也埋伏一支奇兵,到市场上冲杀冲杀。”

搞公司是我的心愿,但是我觉得得先把条件说清楚,“财务权、人事权、经营管理权你得给我。”

曾所长沉吟片刻,“没问题,给你们2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

我和老曾(曾茂朝)都不会想到,1984年的那次谈话,直接催生了一棵“小草”,如今它已经成长为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1984年老曾给的那20万元,在财务上没有体现,如果我硬要赖账,计算所也没什么可说的,但那种事情我绝对不会去做。1985年我们交给计算所20万元,那之后一年一议,根据经营情况上缴利润。老曾比我年长11岁,他觉得我们诚信,对我们也很放心。计算所一直是联想的好“婆婆”,二十多年来我和老曾配合得非常好,老曾现在依然是联想控股董事长,作为大股东行使监督权。

当年,中国科学院投资开办了科理高技术公司,科理公司说搞一个展览就能挣200万元,所以公司创立之初我对老曾说:“我们要做200万元的公司”,200万元在我心目中是天文数字。1984年11月,联想成立的第二个月,我们已经开始发奖金了,最多的30元,最少的10元。一年之后销售收入就突破了200万元,为此我们赶紧修正“200万元”的经营目标。

公司经营有了起色,商业层面的考验在不经意间发生。1984年年底的一天,有人来我家串门,他是我们商业上的一个合作伙伴,临走时硬塞给我一个红包。当时我一下子脸红了,心跳加剧,“说明思想斗争很激烈”。一阵犹豫后,坚决拒收,成为以后联想“天条”的基础。

经济上不能出问题,这是我在“下海”之初就自定的规矩。我有很强的自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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