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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意识炼成：始于“1980”
……我一边给孩子洗尿布一边抓紧学习，感觉春天真是要来了……当时我一下子脸红了，心跳加剧，“说明思想斗争很激烈”。一阵犹豫后，坚决拒收，成为以后联想“天条”的基础……
最能考验我们这一代人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科院系统很多人被牵连进去，既要保护自我，又不能不负责任地去说些伤害别人的话，这是父亲对我的要求。
起码是在35岁以前，梦想成为英雄的我却始终找不到事业的方向。在中科院计算所工作的那些年，“政治运动”波澜不断，想做事做不了，憋闷得厉害。
1978年女儿出生，我一边给孩子洗尿布一边抓紧学习，感觉春天真是要来了，内心充满躁动。当年，中科院计算所办了一个半脱产班，我玩命地恶补英语，想做事、要出头，就是这种感觉。那个时候我发现了一个问题，计算所很多非常好的技术成果无法转化，只能堆放在档案室里，看着让人着实心痛。
我是计算所第六研究室的工程师，为了推广技术成果，第六研究室专门成立了一个课题组，我们那个小组有4个人，前三个人资历都比我强，但是他们的组织能力不行。我就把大家团结起来，广泛联络，多方公关，把我们的技术成果推广到西安的一个飞机制造研究所、内蒙古呼和浩特的电子设备厂。这是我涉足商业的最初阶段，既给所里挣了钱，也改善了个人生活。1980年到1983年，我们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一直在做这个事情，那段时期对我的组织能力以及商业谈判能力都是很大的锻炼。
1980年10月23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春先创建中关村第一家公司“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陈春先被誉为“中关村民营科技第一人”，但是他的事迹我当年完全不知道，过了好些年才知道的。我记得当年没有报纸宣传陈春先，口碑方面也没什么传播。
在中关村早年的历史上，“两通两海(信通、四通、科海、京海)”最有名，吸引着政府和媒介的关注与追捧。1984年5月四通宣告成立，中科院系统不少知识分子被吸引过去，收入都给得很高。四通的成立在计算所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与震动，严重影响了正常科研。异动而敏感的时刻，中科院领导表态：就是要把技术型研究所逼向市场，再过几年国家削减经费，研究所要靠自己解决生存问题。
这等于是肯定和承认四通，这番话在中科院内部引发了强烈的震撼，大家的思想意识全乱了，“国家还管不管我们了？我们还搞不搞科研了？我们这帮人该怎么办？继续留在计算所还是出去办公司？”
身为计算所负责人的曾茂朝一边安抚大家的情绪，一边把我叫进办公室，“你们之前搞技术转让做的很不错，要不你们也走出去搞个公司试一试？搞好了呢，也算是给所里创收，多给大家发点儿奖金什么的。咱们也埋伏一支奇兵，到市场上冲杀冲杀。”
搞公司是我的心愿，但是我觉得得先把条件说清楚，“财务权、人事权、经营管理权你得给我。”
曾所长沉吟片刻，“没问题，给你们2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
我和老曾(曾茂朝)都不会想到，1984年的那次谈话，直接催生了一棵“小草”，如今它已经成长为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1984年老曾给的那20万元，在财务上没有体现，如果我硬要赖账，计算所也没什么可说的，但那种事情我绝对不会去做。1985年我们交给计算所20万元，那之后一年一议，根据经营情况上缴利润。老曾比我年长11岁，他觉得我们诚信，对我们也很放心。计算所一直是联想的好“婆婆”，二十多年来我和老曾配合得非常好，老曾现在依然是联想控股董事长，作为大股东行使监督权。
当年，中国科学院投资开办了科理高技术公司，科理公司说搞一个展览就能挣200万元，所以公司创立之初我对老曾说：“我们要做200万元的公司”，200万元在我心目中是天文数字。1984年11月，联想成立的第二个月，我们已经开始发奖金了，最多的30元，最少的10元。一年之后销售收入就突破了200万元，为此我们赶紧修正“200万元”的经营目标。
公司经营有了起色，商业层面的考验在不经意间发生。1984年年底的一天，有人来我家串门，他是我们商业上的一个合作伙伴，临走时硬塞给我一个红包。当时我一下子脸红了，心跳加剧，“说明思想斗争很激烈”。一阵犹豫后，坚决拒收，成为以后联想“天条”的基础。
经济上不能出问题，这是我在“下海”之初就自定的规矩。我有很强的自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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