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对我的要求高
“社会对我的要求比对陈天桥丁磊的高”
新京报：你会让自己的女儿去玩《征途》吗？
史：她在上学呢，现在不能玩。但是她回国的时候，我也拉她玩过。
新京报：怕游戏会对她产生不好的影响？
史：我觉得不会。
网络游戏是有些负面，比如沉迷的问题。打网游肯定会有人该睡觉不睡觉。我觉得对成年人没问题，但是对未成年人，确实有害。所以征途要求未成年身份证不能注册，不能登录。而且在游戏里，未成年人表现和成年人表现是有差异的，我们会把未成年人踢下线。
在我们游戏里，未成年人肯定不会是零，但是只有千分之一。我们不说千分之一，就说百分之一吧，在所有游戏里面我们也是最低的了。
结果，对未成年人毒害的帽子依然扣到我头上。说实在话，如果我能放开，最多能增加100万在线人数。但是我没有，因为我知道，社会对我的要求比对陈天桥、丁磊的要求高。
新京报：为什么？
史：因为我曾经是一个失败者。中国人骨子里是成者王败者寇。我失败过，而且这种失败是刻骨铭心的，要是在美国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做了希望小学，我也不敢说，说了之后媒体会骂我。投资华夏银行我赚钱，也是我的错。找不出其他的毛病，就说我投机。
新京报：你觉得做网游被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史：开始骂我们的并不是媒体，是其他互联网公司雇的骂人公司，组织了一批人来骂我们，媒体以这种素材为基础，产生了道德问题。
我觉得是这样，要看你把网游看成什么行业，如果你看成是教育行业，就有问题。如果是娱乐行业，就没有问题。你说，能因为看电影看哭了，就停止电影的存在吗？
我曾说过一句话，原话是这样的，尽管《征途》不比现在任何一款网络游戏有不见得多一点不健康的地方，但是如果国家搞分级，我第一申请《征途》为成人游戏。
“好大喜功用到曾经的我身上不过分”
新京报：在大家眼里，你和马云似乎代表了两种形象。马云是注重社会责任感的，你是逐利性比较强的企业家。你怎么平衡处理商人逐利和社会责任的关系？
史：我觉得，我和马云没有任何区别，我们是一样的。
从公平角度，如果你把他划入好的一类，那么我也应该被划进去。如果你把他往坏的一类划，也把我划过去。
另外，关于社会责任和商人逐利，我觉得做一个企业，追求利润是第一位的。你不赚钱就是在危害社会，对这个，我深有体会。
我的企业1996、1997年亏钱，给社会造成了很大危害。当时除了银行没被我拉进来，其他的都被我拉进来了。我的损失转嫁给老百姓，转嫁给税务局。企业亏损会转嫁给社会，社会在担这个窟窿。
所以，我觉得，企业不赢利就是在危害社会，就是最大的不道德。
另外一点，我觉得在运营企业时，第一不能违法，第二要尽量做大家认可的东西。我现在就经常跟我的团队说，要做一些有益的东西。比如我的知识问答题库，把游戏往健康的方向引。
新京报：你提到了那次失败，对于那次失败，你最大的梦魇是什么？
史：就是被追债。现在给我留下的后遗症就是，我一定要留着充足的现金。现在我的账上趴着69亿现金，几乎是网游行业现金储备的总和。我觉得踏实。
新京报：那次失败给你留下了怎样的教训？
史：心情浮躁、好大喜功、好高骛远，这些词用到那时候的我身上，一点不过分。那时候巨人的企业文化是不对的，动不动就提口号，我要做中国第一大。原来是用来激励员工，后来把自己也给骗了。现在我再也不敢定这种目标了，我要做的就是，把任何小的地方都做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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