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跌停引发资本撤出担忧
人民币跌停引发资本撤出担忧
12月的前两天,境内即期市场人民币对美元走出令人惊叹的两个跌停。市场猜测,作为下半年唯一对美元保持显著升势的主要新兴市场货币,人民币是否将结束“一枝独秀”的时代？
一位监管部门人士昨日发表讲话,货币大幅贬值会引发资本撤出,由此产生的负面效应大于货币贬值对出口的正面效应。从这个角度看,人民币不会出现持续大幅贬值。
周一,境内即期市场人民币对美元跌停,引发关于人民币会不会进入贬值通道的争议。
三季度央行货币政策报告有关汇率政策的措辞有所变化,未一如既往地强调“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仅提出“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改进外汇管理,维护总量平衡”。
上述监管部门人士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将掉头进入大幅贬值通道。“汇率持续贬值会引起资本持续撤出,并恶化这种预期,更多的资本撤出反过来又会让汇率更大幅度地贬值。”
在这位人士看来,周一人民币大跌主要缘于市场预期,一方面是担心国内宏观经济有加速下滑趋势,另一方面前期其他货币对美元均有大幅贬值,因此市场认为人民币也应有所下跌。
最近公布的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38.8,为2005年1月指数创立以来最低,显示出明显的经济收缩迹象。
7月以来,美元对澳元、欧元等货币均出现较大升值,人民币对美元却较稳定,中间价连续几周在6.82~6.83的狭窄区间内波动。根据摩根士丹利11月下旬发布的一份报告,年内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升幅均超过13%。人民币是今年以来唯一对美元保持总体升值的主要新兴市场货币。
一家股份制银行的外汇专家认为,如果人民币汇率弹性是增加的,那么在整个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升值趋势确立后,人民币不可能单独长期对美元保持升势。
这位专家称,类似周一的波动以前也出现过,往往是一些大机构在市场上大量购汇所导致。9月也出现过类似行情,但波幅不如此次。
FX168外汇分析师李骏则认为,7月后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经历3个阶段:7月至11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处于整理调整阶段;此后将迎来一段贬值期,但贬值幅度不会很大;如果中美经济均好转,人民币还会重新走上升值之路。
市场存在一种观点:目前出口形势不容乐观,人民币贬值趋势有助于提振出口。上述监管人士认为,出口行业面临的主要是外需减弱问题,而非价格问题,而汇率只能影响价格而不能影响需求。从其掌握的情况看,至少到10月,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资本流入无明显减少。
对于资本撤出的担心,政策层面似乎已有所显现。昨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要求符合条件的服务贸易、收益、经常转移和部分资本项目对外支付提交税务证明。上述监管部门人士认为,此举对加强资本管制将有一定作用。
人民币贬值是喜是忧：
孙立坚：人民币贬值对我们有利吗？
我们尽管知道人民币增值对改善我们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必要性，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屈服于内外的压力，在一开始就迅速大幅度的调整汇率或在当前流动性危机渗透到实体经济的严峻时刻还继续单边升值，而是和前期出口退税强化政策一起，又迅速开始向下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世界其他货币也在对美元大幅贬值，如英镑、欧元和除日元之外的亚洲各国货币等）。其最根本的理由是：对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汇率制度的选择及其调整，并不是为了只解决国际收支的失衡问题以缓解贸易摩擦和前一阶段货币流动性的冲击问题。
事实上，我们的政府至少要关注两个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的指标：一是经济增长。因为有了它，就能解决就业，就能保证人民的生活。尤其在我国贫富分化、区域差别、劳动力过剩和政府资源再分配能力有限的现状下，任何引起经济增长迅速下滑的要素都会导致社会不和谐的问题发生，从而不得不引起政府高度的关注。在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的金融危机，进而渗透到实体经济这样的困难时期，政府的立足点更会考虑到“保增长”的目标上来。
二是维持物价的稳定。不管价格的上涨是由成本推动的，或流动性泛滥所造成的，还是由旺盛的需求所拉动(事实上这两者有时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只要严重损害了大众的购买力，尤其在中国经济发展失衡的环境下，都有可能因为高通胀的问题而严重破坏社会的和谐的生态环境。去年下半年，由于工业生产要素的价格高腾和农产品进口价格的攀升，我们就遇到了这样的挑战。不过今天，我们倒要注意另外一个价格稳定问题——即像韩国那样，外资大撤离造成的本币泛滥所引起的货币贬值现象，为此，央行主动向下调整汇率，增加游资换汇的成本，从而保证中国市场的价格稳定。
一般来说，“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这两大目标实际上很难兼顾，尤其中国目前对外经济依存度很高，汇率水平调整的“艺术性”不强，就会凸现这两大目标之间的冲突。比如，人民币迅速增值，虽然能够挤出靠恶性价格竞争的劣质企业，同时也能缓解资本的大量流入，但它可能会影响在华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影响中国经增长的一大支柱——出口产业，从而影响增长，影响就业。相反，如果我们一味坚持汇率的稳定，那么，贸易摩擦的成本就会加大，流动性过剩的压力也会提升。尽管当前通缩问题是全球共同担心的问题，但是，从中长期来看，为救市而投入的过多流动性和庞大的国际收支顺差一起（因为今天在人们更看重价格的萧条经济时代，中国的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在有竞争力的汇率水平保证下会更充分地体现，贸易拉动增长的引擎还会势不可挡），还会对我们的物价稳定构成不可小视的威胁。因此，政府就是在利用资本账户管制，人民币外汇市场干预效果较为明显的环境下，通过主动的汇率“调整”方式来努力平衡上述的两大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的调整在短期内不一定是直接盯住国际收支的平衡，而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汇率调整这一手段来使上述两大政策目标“兼顾”的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
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各国的企业倒闭、劳动失业等问题会日益显现，而且变得越来越严峻，于是，贸易和汇率上的“自我保护”，有可能会演变成各国之间一种“过度价格竞争”的态势，这对到目前为止不断推进的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将产生不可低估的负面冲击效果。尤其是对中国政府汇改节奏的控制更加带来意想不到的“遏制作用”。
基于以上的事实，我们认为：要彻底摆脱各国之间“价格竞争”的博弈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中国政府首先还是要不断加大力度改善民生刺激消费，以及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收入再分配的政策，以提高我国内需水平和全社会抵御汇率政策变动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冲击。比如，对龙头产业和新兴产业在促使其向高附加价值产业链转移的同时，要对其环境成本、研发成本、人力成本给予必要、适度的“援助”（有力的减税和财政补贴政策等）。
同时，要对产业结构转变所释放的失业人群给予妥善的安排。并尽快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消化就业市场不断上升的压力（比如，农村城市化和工业化所带来的就业机会等）。而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才能扩大可持续的内需水平，才能保持至关重要的社会和谐。否则，目前外需的急速和大幅的收缩，会让政府今后付出更大的管理代价。
另一方面，这场危机让我们深刻地意识到：外汇资产的运作方式和结构优化变得越来越重要。固然主权基金的海外运作和外汇储备的资产结构优化必不可少，但是操作成本受到外部“警戒心”的强化和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过度反应而变得越来越大。所以，政府在这轮联合救市的过程中，在不断强化自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话语权”的基础上，应该要加强我国稀缺资源和技术产品的进口，建立必要的战略储备和促进自身产业的升级，而同时要为民间企业的海外资产运作提供制度上的方便和信息利用上的便利。
再者，政府更要投入必要的人力资本，进一步吸引一批有所建树的海外人才，提高我国整体海外市场运作的质量。当然，企业的商业行为也会要求企业自发的进行“学习”。但是趋利的行为往往会让企业陷入短视的境地，造成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质量下降。
最后，从宏观层面上，政府要十分清醒，不能让人民币价格过度过多的调整，否则，不仅会引起目前更多的、来自各方面的国际摩擦而影响我们正常的出口，而且，我们企业控制汇率风险的努力也会松懈下来。为此，短期内中国政府可以加强有效的资本管理（虽然成本越来越大）以防治大规模资本移动对我国汇率水平产生的波动压力。否则，人民币汇改的节奏可能因此出现失控。
总之，动用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工具，短期看上去确实能够缓解就业压力，最快地促进中国实体经济的复苏，但中长期来看，因为我们的竞争对手也会在策略上“尾随”我们，再加上中国企业的汇率风控能力意识和水平没有实质性的提高，这样，最终依然使我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从而影响中国企业的经营绩效和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近我们有不少企业和机构在这轮“美元独大”的格局中，产生了不可小视的汇兑损失，这就是一个最迫切需要应对的危机预警信号！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央行积极的汇率调整主要是为“刺激内需”和“结构调整”的宏观经济政策逐步发挥作用赢得宝贵的时间（否则，经济一旦出现“硬着陆”，就会破坏中国社会的和谐），而不是单纯地向市场释放出中国政府今后将不断采用主动型的汇率贬值来促进出口，保证就业这样的政策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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